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中古《五行志》的佛教书写

中古时期的正史里有不少佛教记述,除了《魏书·释老志》外,正史《五行志》中的佛教记载相对集中。本文以"永宁见灾"和"佛像流汗"两类佛教神异的叙述模式为例,分析此类神异故事被载入《五行志》的过程。大体在佛教史学创立之初,传统史学中的诸多叙述策略、思想观念等即流淌其间,难以区隔。有些释家神异故事本就是由士人创作,经僧传采录后又被正史吸收。有些神异故事则是以传统史学的笔法来撰写的。无论经由何种方式进入正史,都经过了改造,以符合儒家政治的理念。由于佛教神异故事与中古正史在"感通"上具有共同话语,前者才能在正史的话语体系内占有一席之地。

正史《五行志》撰著内容的三大来源

正史《五行志》的产生,与先秦以来五行思想的流变有直接关系。班固《五行志》明确提出"以傅春秋"的撰述理想,在具体撰述中,以金木水火土为纲,以五行变性引起灾异为目,并用帝王不合常规的行为解释灾异发生的原因。五行本是古人概括出的五种物质要素的总称,为什么会在《五行志》中成为联系天、地、人的纽带?在历史的长河中,五行思想历经流变,其中《春秋》及其相关文献的天人感应思想,邹衍五行历史观的推演及后人不断为五行作传等,成为正史《五行志》的三大来源。

试论正史《五行志》的演变——以“序”为中心的考察

《五行志》是中国古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五行志》的“序”概括了史家修撰的旨趣和意图,是我们认识《五行志》演变脉络的一条很好的途径。从班固开创《五行志》到宋初,历代《五行志》都记载了大量灾异和事应,并作出解释,以此劝诫帝王。宋以后的《五行志》成为灾害物异的汇编,不再记录事应,对灾异的感应要靠帝王自己去领悟了。

《宋书·天文志》纪时正误——附《五行志》“日蚀”

在历代史书的“天文志”中,所记录的天象和天变的时间,是重要的、有价值的.所以,将史志中纪时的错误纠正过来,应有一定的意义.据前人研究,《宋书·天文志》有一定的影响,如《晋书·天文志》、《魏书·天象志》和《隋书·天文志》等,即有不少内容是从《宋志》中抄录的.可见纠正了《宋志》的错误,对阅读和使用《晋志》等天文史料,就有很高的参考作用.《宋志》的讹误很多,笔者另有《校读记》,今谨抄出“纪时”方面的问题发表,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正.

从王政到时妖:汉唐间正史《五行志》中的违时灾异记录

中国古代灾异理论成立于时令反常基础之上，但占据正史《五行志》极大篇幅的违时灾异，至今未见学界专门探讨。通过梳理早期时令文献，特别是汉唐间正史《五行志》所载违时灾异，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违时灾异大致存在前后更替的三类模式，三类模式中“违时”的具体所指各有不同，伴随“违时”之意义流转，违时灾异亦不断建构新的数术传统，其与人间政治的结合愈发频繁与紧密，渐渐由阴阳家基于自然宇宙秩序的灾异知识转化为儒家基于人间道德伦理的灾异知识，而这一新数术传统的生成，亦是与违时灾异制造模式的转变分不开的。

“弃常为妖”:中古正史《五行志》的灾异书写

《汉书·五行志》建立起一套基于分类原则的叙述框架,将各种灾害和怪异纳入经学解说范畴,以灾异言人事,以天道说治道。魏晋以后正史《五行志》灾异书写基本遵循这一模式,根据史料来源性质的不同,形成从灾异到灾异、从祥瑞到灾异、从无定性到灾异三种书写策略。不论哪种书写策略,异象在《五行志》语境下都会以各种方式被转化为“妖”象加以理解,经史家重新解说之后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中古《五行志》的灾异书写,是以反常之道表达常态下治道理念的一种途径,史家希望以此掌握对君臣警诫的话语权。

《汉书·五行志》平议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是传统史学中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其中的十篇志,从总体说,历来备受学者们所推重。清代以前,对十志进行考订注释之作前后继出。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注重用近代眼光加以诠释,阐发其中的价值。故当代著名史学家对这十篇志给以极高的评价,称:“《汉书》的精华在十志”,“十志规模宏大,…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有所增减。”十志“将书志体完善起来”。唯独其中《五行志》一篇,却是颇受讥议。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专门写了《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两篇。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也批评说:“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今人论著中有的也视《五行志》是宣扬灾异迷信之作。那么,《五行志》设置的性质是什么?它在哪些方面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对于刘知几的批评又应该如何认识?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考论

过去对董仲舒灾异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天人感应部分,对于他具体如何推演灾异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仔细考察《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说灾异八十三事,我们可以归纳出6条其推演灾异背后的原则:阴阳理论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第一原则;分野说是董仲舒推演日食的重要理论基础;五行说不是董仲舒推演灾异的理论基础;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罚"甚罪当重,简罪当轻";不时不灾。

《五行志》鼠类灾异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鼠类的各种异象、与人类的共生关系以及对人类的各种危害,原本只是一种自然和生物现象。在孔子和儒家思想影响甚至控制之下,正史编纂者对这种自然和生物现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取舍和文化上的阐释,这些阐释成为中国历史主流思想的一部分,并一直传承。然而,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水旱灾害和鼠疫疫病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和政权稳固,对于鼠类活动的记载,生物性的、非文化的部分越来越多、占比越来越重,特别是在清代西南地区鼠疫的冲击之下,终于完成了由文化向自然的转型,只不过这一转型的代价实在过于惨重。

释家神异与儒家话语:中古《五行志》的佛教书写

中古时期的正史里有不少佛教记述,除了《魏书.释老志》外,正史《五行志》中的佛教记载相对集中。以“永宁见灾”和“佛像流汗”两类佛教神异的叙述模式为例,此类神异故事被载入《五行志》的过程,大体在佛教史学创立之初,传统史学中的诸多叙述策略、思想观念等即流淌其间,难以区隔。

《汉书·五行志》灾异论的文本形态与叙述机制

《汉书·五行志》作为对先秦至汉代以来灾异论的汇编,多元化的文献来源,使其整体的文本形态呈现出独立、混乱而又失序状态。这种文本建构中体现出的复杂性无形中影响了其灾异论的运行机制和叙事表现。整体上,《五行志》以“灾事对举”的实用性叙事结构、“托类象物”修辞性表达策略,赋予灾异强烈的现实品格和实践色彩。这种具有生成性与结构性的灾异叙述机制,既包含了对古代传统叙事艺术的继承,更体现了《五行志》特有灾异思想和文本空间秩序建立下的自我创造。

二十四史《五行志》丛谈

在二十四史中，“志”的建立肇始于班固的《汉书》，它的源头却是《史记》中的“八书”。其后诸史大多遵此有书志，正所谓“无志不得为完史；有志而不淹贯，不得为良史”（清顾炎武《救文格论》）。但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书志的评价是不同的。有些书志被奉为经典，像《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书皆不能无：有些书志则源流含混，取义多歧，颇受争议，《五行志》就处于这样的地位。

《元史·五行志》正误二则

《元史·五行志》正误二则赵经纬笔者在读中华书局十五册点校本《元史》（１９７６年４月版）卷五十《五行志》一时，发现该卷有二处明显错误。其一：（大德）二年四月，燕南、山东、两淮、江浙、燕南属县百五十处蝗。按：此句中＂燕南＂和＂燕南属县＂两者中必有其一为笔...

汉唐间正史《五行志》中的违时灾异与王政

汉唐正史《五行志》中的违时灾异存在前后更替的三类模式:以《时训解》为代表,基于生产经验总结或象形思维比附,若“当候未候”,则有政治动乱发生,这种违时只是预警灾异降临的信号;君主“行令有失”、“违时行令”会诱发各类灾异,它作为灾异诱因而存在;人间政治乱象诱发时令反常式灾异,它作为灾异呈现而存在。上述三类模式中违时灾异知识来源,即自然界经验、阴阳家关联宇宙观和儒家正统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人的外部世界图像及其积极意义——读俞晓群“《五行志》研究”系列

我对俞晓群兄各方面的工作一直都非常欣赏和敬佩,回忆十一年前,我为他的《数与数术札记》写序,曾说读其书神游万里,思接千年,常兴“我思古人”之叹。如今晓群兄又加十一年之勇猛精进,出版皇皇巨著《五行占》,再读其书,当然也要见贤思齐,就应该思考更深刻的问题了。

五行说对中国古代气象学的影响

五行说对中国古代气象学的影响胡化凯五行说是中国古代形成的一种重要理论，它是古人借用五种事物构造的一套理论模式，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抽象符号体系（胡化凯《五行说—中国古代的符号体系》，《自然辩证法通讯》，１９９５年，３期）。它之所以能被古人广泛应用于科...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司马迁与班固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伟人，他们所著的《史记》与《汉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汉书》不仅在体例和规模上，而且在选材编排上都在向《史记》学习，甚至很多篇章与文字都是直...

从《汉书》志、传的叙载看刘向对汉代文化的贡献

《汉书》既在《楚元王传》详载刘向生平事迹,在《艺文志》《五行志》录叙刘向著述,还在《汉书》“赞曰”中大量征引刘向言论评史论人,从而全面地总结了刘向对汉代文化、文学及学术的历史贡献:刘向是孔子之后与孟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等圣贤齐名的文化巨人,是“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的命世贤材,是兼具“直、谅、多闻”品性才华的“古之益友”,是刘汉王朝的“忠直”之臣;其发于至诚、言辞痛切的政治奏议有补于世;其所撰《洪范五行传论》推言阴阳灾异的影响可与董仲舒并论;刘向还主持校雠群书、编写《别录》,最终由其子刘歆完成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是总结先秦以来学术文化的重大成果。班固《汉书》对于刘向的叙载和评论,为刘向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文献与学术基础,同时也指明了方向路径。

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及其在汉宋的诠释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它包含六个思想要点:(1)"洪范九畴"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性质上与周初的"革命说"差别巨大;(2)"数"乃哲学观念,其中数序"初一""次五""次九"在含义上与起始畴、中心畴和目的畴相对应;(3)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在"皇极"畴以外的其余八畴中都有所表现;(4)君王应当建立"中道",并以此施用政治权力;(5)王者具有圣性,其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所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6)从政治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系统。汉代的《洪范》学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大力阐发了五行灾异学说,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刘歆的相关解释最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宋代的《尚书》学以王安石和朱熹为代表。王氏极其重视"五行"畴,以为九畴的核心。朱熹则最重"皇极"畴,它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至极至尽的准则"之义,由此批评了"大中"的训解。

《汉书·五行志》的编纂意图与策略

班固在刘歆的基础上构建了从河图、洛书到八卦、《洪范》九畴,再到《周易》《春秋》的天人学体系,将战国以来具有浓厚数术色彩的天人学传统纳入其经学体系之中,而《汉书·五行志》正是这一学术理念的产物和具体呈现。通过"经曰""传曰""说曰"的体例设计以及对《洪范五行传》文本的剪裁,班固将后者从一篇相对独立的"外传"改造为在形式上依附于经文的"内传"。同时,在对《传》文的阐释中,班固力求贴近《传》文,系统援引《诗》《书》及孔子之言;在灾异行事的择取中,则将《春秋》灾异体系作为重要的参照标准。通过这些书写策略,《汉书·五行志》的经学色彩得到强化,而《洪范五行传》自身的占验体系则湮没在班固的天人学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