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人文,人文何为?——再读赛义德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是赛义德的遗作,自2006年引入国内后,引发了赛义德研究的局部转向,“人文主义”成为阐释赛义德批评思想的关键词.我国学界对赛义德的人文思想已经作了不少阐发,但大部分是纵向的解释性研究.本文将赛义德的人文立场置于中国当代的人文语境中进行横向考察,探讨其对我国当下的人文研究和建设所具有的启示.

M. H.艾布拉姆斯论人文主义批评:多元视角与人文追求

M. H.艾布拉姆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和浪漫主义研究大师,其代表作《镜与灯》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都是英美人文主义批评经典著作。学术界对于艾氏的人文主义批评实践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他有关人文主义批评的思想观点却鲜有讨论。其实,艾氏一生不仅在批评实践中坚持人文主义批评传统,还在诸多批评文献中对人文主义批评的内涵、目的和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和阐释。在他看来,文学是“人的世界”的产品,是用“灵活、微妙”的“人文话语”表达“人性关怀”,是人际交流的一种“媒介”。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追求人文真实,人文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文学批评的方法必须是多元的。

中国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互构——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理论品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属性研究》一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理论视阈中展开的,其理论视角在现代文学批评研究中比较新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实践作为现代文学批评的生成土壤,使得现代文学批评内生地指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参与并作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社会实践,二者实现历史互构,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希利斯·米勒文学伦理批评演进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希利斯·米勒在其早期意识批评中寻找理想作者,关注文学活动中作者的伦理位置;进入解构主义批评后,他质疑对文本明确单一的阐释,从而解放多维文本意义;到文学述行批评阶段,他从文学言语行为角度探讨文学活动中的伦理秩序,思考文学价值的实现路径。米勒在其毕生的文学批评思考和实践中不断探寻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关注文学活动的伦理秩序与责任,贯穿着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

文化批评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戏剧创作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他作为世界戏剧史上的泰斗,其作品既具有当时先进的人文主义文学所共有的那种反对封建桎梏、争取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强烈时代精神,同时又贯穿着作家鲜明的仁慈、宽恕和博爱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莎士比亚在文学领域内真正地发现了人,他带着继往开来的巨大魄力及昭示永恒的深刻内涵引领我们超越了历史,穿越了时空,其人文主义的戏剧创作蕴含了历史、现实、民族、人类之厚重的文化感。

解构的意义观与“寄生”式批评——从米勒与人文主义者的论争说开去

20世纪70年代末,解构批评主将希利斯·米勒与人文主义者艾布拉姆斯及韦恩·布斯之间爆发了一场精彩的笔战。审视这场举证扎实、论理严谨的笔战,可以让我们了解解构的主张与方法,借此澄清学界对解构意义观及"寄生"式批评的误解。

论新批评的人文主义文学传统

"新批评"常因重视文本分析而遭受指责,其对传统诗论和人文主义的继承却罕有人提及。本文认为,近代人文主义对现代英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批评"则是这一影响的典型代表。"新批评"的理论渊源及观念建构中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如反对浪漫主义,主张重理而抑情;反对科学主义对文学研究的侵蚀,在提出作品分析理论的同时,强调批评家的职责在于价值判断,认为文学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提倡继承经典作品和"伟大的传统"。因此,"新批评"并非机械的形式主义,是与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存在诸多差异的文学观念。

理性的批评——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及批评理论剖析

作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有着自足体系的批评理论,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建立在他自己独特的新人文主义立场的文学观上的。文章通过分析他的文学观,进而对他的批评理论本身进行梳理,从人性、历史的透视和判断、伦理几个关键词分别对其理论的批评标准、批评方法和批评目的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勾勒其理论的大致框架。

凯列班:人文主义者想象的他者——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殖民主题与人文精神

莎士比亚的传奇剧《暴风雨》深深地打上了早期殖民主义的烙印,丑陋的凯列班是殖民话语想象出来的"他者",属于被妖魔化了的土著形象。然而,莎士比亚突破了狭隘的殖民主义视角,从被殖民者的立场揭示了凯列班朴实可爱的一面。作为荒岛之王的凯列班至今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而其同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显示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离不开西方文学的影响 ,文学批评也同样。上个世纪 2 0— 30年代 ,经过学衡诸子的引介和梁实秋的宣传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度在中国旅行 ,二派借助于该理论批评中国现代文学。前者坚持“以道德为本” ,认定道德是文学批评的标准 ,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突破了道德的樊篱 ,背离了人心 ,受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梁实秋则坚持作为人性的最高节制的“理性”才是文学批评的准星 ,文学批评尤应注重“历史的透视”方法。

论苏雪林文学批评的新人文主义色彩

"人文批评"是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与"科学批评"相对应的一种流脉,新人文批评是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具体呈现。梁实秋与苏雪林作为新人文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前者重在理论推介,后者重在批评实践。受梁实秋影响,苏雪林的文学批评有鲜明的新人文主义色彩。她坚持把作家人格与作品价值同等看待,体现出伦理与艺术的双重标准;她认为文学应表现人性,作品才会有永久性;她重视调理性对情感的中和作用,进而强调文学的规则。

新人文主义批评的文化品格

新人文主义批评主要由学衡派、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主要批评家构成。其文化品格体现为对新人文精神的阐扬，以“中正”的态度体现学理性和规范性。

关于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理解与思考

吴培显先生的《诗、史、思的融合与失衡———当代文学的一种反思》 ,是一部倡导“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理论著作 ,是建立在以对当代文学的宏观把握为基础 ,以诗史思有机融合的批评标准来解剖当代文坛上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个案 ,也在个案剖析中让诗史思有机融合的准则得到证明和检验上的。无论从理论框架还是从批评实践上来看 ,都具有一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普遍性意义。但从批评应用对象来看 ,作品对抒情文学的分析不够 ;从具体的批评层面上看 ,也有着重内容而轻形式的现象 ;而从其评论标准来看 ,亦应在诗史思三维中凸现诗性原则。

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思辨

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格局中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构成了主导思潮之外独特的批评维度。它以一种异质的批评姿态和批评话语在与主导性文学批评的对峙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补”。梁实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系统性 ,使得他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中脱颖而出 ,不仅成为新月派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 ,而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批评运动中成为代表人物之一。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特点与得失集中体现于他对五四新文学所作的批评与反思。他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导致了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苛责 。

大学与民主精神: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精髓

大学在追求民主精神的同时,却鲜少有人关注什么样的民主精神才是大学真正需要的.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壁德早在一个世纪前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在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白璧德批判了当时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所倡导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并进一步提出只有坚持人文选择标准的民主才是大学所需要的真正的民主精神,这也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根本原则:适度与均衡原则.

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论

研究梁实秋当然早已不是禁忌，而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但能够不存矫往必须过正的心愿，而是客观评价也颇为不易。本文从梁实秋先生新人文主义批评论入手，得出“理性的意义，节制的价值”这样的结论，尽管不是什么行新立导，但也绝不陈腐，应该是作者较为独到的见地。为大潮未退的梁实秋研究增添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

本文不同意过去长期将学衡派视为“复古派”的定论，认为学衡派主要成员是一批服膺新人文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道德救国论者。基于此，他们特别重视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视文学为表现道德要求的工具，把文学批评定性为对文艺和人生的一种道德判断和选择，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中的道德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对道德和传统的呼唤，在当时不失为对新文学反传统倾向的某种必要的反思，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学衡派不理解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全面否定新文学，也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

国内赛义德人文主义思想研究评析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出版后,国内学界开始关注赛义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从2007年开始,学界对赛义德人文观的探讨逐渐从普及性评介过渡到学术研究。与国外赛义德研究相比,我国学界主要从正面评价赛义德人文思想研究,这既与我国对赛义德的整体接受相一致,也与我国当代人文语境密切相关。我国学人在研究赛义德人文思想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批评话语,与研究对象形成了对话关系。而要将研究推向纵深,则需要进一步厘清自己的人文谱系,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

女性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构建——“女性人文主义”之探

"女性人文主义"1998年由我国学者第一次提出,它以其新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基点和价值目标,显示了广阔的女性文学理论发展前景。但在近十年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从该理论构想的内涵、特征以及意义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揭示它的丰富理论内涵,明晰它对于女性文学理论建设可能具备的积极意义。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述略

一本世纪20年代初,随着《学衡》杂志的创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新的文学批评模式——新人文主义批评就出现了。这是一种迥异于诸多既有文学批评的、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新的批评模式,表现在理论上,它特别重视和强调文学和道德的关系。这并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