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本源宪政理念的冲突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在人权本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导致了对实体性人权表述和理解上的差异,因此,协调二者在人权本源理念上冲突是我国加入《公约》面对的首要宪法调整问题。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社会现实,调适、建构起新的人权本源宪政理念,即人权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基于人自身的本性所产生的,因而是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以法律、国家是否规定为转移的。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两种思考进路——关于法治与人权价值次序的选择标准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两个不同价值思路:一种是基于主权原则而产生的国内法治途径,根据此种分析方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普遍人权在中国国内法上只具有与公约批准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相同的效力,为此,批准公约时就必须考虑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宪法权利、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所保护的权利如何在法律效力上优越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确认的普遍人权,并以此来对不一致的规定在批准公约时实行必要的保留或者是做出解释性声明;另一种思路是基于"人权入宪"的契机,承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所规定的普遍人权已经被宪法所肯定,成为中国宪法所保护的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权利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在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如何制定一部整合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普遍人权和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所保护的个人权利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保障法》。

谈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保护——以公民权利为视角

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充满争议的领域之一。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新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坚决反对“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主权消失论”,同时也要警惕“绝对主权论”以及否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的倾向。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应定位于二者是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内在统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与我国的人权保障

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但至今未报经全国人大批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人权保障的理解及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与该《公约》存在重大差别:对人权来源的认识和规定不同;对"人民自决权"的理解存在差异;关于"平等权""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无罪推定原则""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结社的自由"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我国应该加强人权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力度;完善我国宪法法律关于人权保障的相关制度和机制,逐步推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

少数人权利的比较与调适——兼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法律调整问题

尽管我国对少数人权利保护的基本精神与国际人权公约是一致的,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也较充分。但综合相关的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及国际实践,我国要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还应在少数人权利主体、少数人权利内容、少数人权利保护理念、少数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显然会推动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我国学者在具体论证这一命题时主要从一国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阐述,而较为忽视人权的行政保护、国际保护等方面。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者仍然固守着关于人权的传统分类,而没有考虑人权的综合特征。新的人权分类从国家的人权义务的角度对人权进行分类,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这一分类更重视人权的现实享有,但是这一分类主要着眼于人权的国内因素,而没有考虑人权的国际因素。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来说,人权不仅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关心的事项,因而关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发展的问题,从人权的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以及国际保护等方面可以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解读“职工合法权益”

如果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就不能仅仅把"职工合法权益"理解为职工所拥有的、直接与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有关的权利,而应该理解为职工作为人、作为公民所拥有的、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不言而喻,工会也应当是这种意义上的"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人权主体宪政理念的差异与调适——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宪法调整问题

从人权主体的普遍性与阶级性、人权主体的个体性与集体性角度分析,《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宪法在人权主体问题上的宪政理念存有差异。人权主体的普遍性和个体性是《公约》主流的人权宪政理念,我国宪法与宪政实践在强调人权主体普遍性和个体性的同时,对人权阶级性和集体性的强调可以为《公约》的这一主流的人权理念所包容与协调,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可以对个人自由权利与集体权利以及个人、群体和社会的目标加以协调的普遍方式。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与保障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应遵循国际合作条约原则、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宣布机构,给政府或社会授权,通过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和程序,保障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利。受到紧急处置措施羁束者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各级人民法院提出诉愿,对其采取处置措施予以司法审查。

“跨越式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的生成与演进

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类型的历史变迁往往伴随着权利发展中的质变,权利发展中的曲折和反复深受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权利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显著的“差序格局”特征。中国宪法载入一般人权条款,预示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保障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为全景式观察公民权利的生长过程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学术样本。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于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５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分别简称Ａ约和Ｂ约）一起被称为“国际人权宪章”，是当代国际人权法基本文件。①拥有世界人口１／５的...

新时代的公民权利宣言书

民法保护人的权利，维护人的尊严，彰显人的价值，关乎人民幸福、社会发展、国家兴盛，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我国，自《民法通则》施行以来，先后颁布了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民事法律，基本上健全了民事法律体系，但缺乏系统整合和逻辑梳理，我国的民事法律稍显混乱，在实务和理论上出现了一些争议。

论信息化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

信息化侦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崭新的侦查模式,其对提升打击犯罪的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对信息化侦查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侦查机关尚未建立内部防控机制,侦查机关及其人员保护公民权利的意识薄弱,从而导致信息化侦查过程中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的隐私权经常受到侵害。必须通过加强对信息化侦查的规制,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树立侦查机关及其人员权利保障意识等途径,实现信息化侦查中保障公民权利之目的。

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以行政许可法制度为视角的探讨

在宪政框架下,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希望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在考量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时,既要基于公民权利至上的逻辑起点,也要正视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基本事实。新近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权力(利)框架进行重构,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对应层面对权力(利)关系进行诠释,取得瞩目的突破。在宪法保护人权和保护私产的思想指引下,只有在“公民私域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民公域权利自主”的积极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权利至上和人身彻底解放的终SE目标。

论题之五：人权入宪后公民权利救济的其他渠道之建构

人权入宪之后，在进一步完善现有救济制度，例如信访投诉制度、行政复议制度的同时，有无必要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建构我国公民权利救济的其他渠道？例如宪法诉讼制度、人大监督专员制度、苦情处理制度等等。我一直主张在我国尝试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和行政苦情处理制度，

论公安行政执法与公民权利的保护

如何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切实维护公民权利,这不仅是实现公安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但在当前的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目前的法律、法规对此缺乏有效的规定,而且是因为公安民警对维护公民权利意识的淡薄。鉴于此,文章就有关公安执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问题作了必要的阐述与探讨。

国际反恐形势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

"9·11"恐怖袭击使恐怖活动进一步全球化。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日趋复杂和严峻,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反恐应当在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进行,严格遵守"人权克减"的条件和程序,并且充分发挥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世界各国的反恐活动,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的最终目标。

公民权利保障视野下的社会稳定观

公民权利保障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当前我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公民权利被侵犯而得不到保障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逐年上升,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公民权利意识薄弱、忽视公民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体制的不足等因素,制约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重构社会稳定观、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和加强公民权利保障的体制机制建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