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对多位人类学家的误解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由英国人类学家阿兰.巴纳德著,王建民、刘源、许丹译,收入"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2006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个汉译本存在较多误译。本文选择其中涉及国外人类学家思想和经历的一些误译进行讨论,借以说明这个译本在很多地方比较严重地歪曲了多位人类学家的形象。希望这类讨论能够引起中国人类学界对翻译质量的重视,从而使翻译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类学对西方成果的借鉴。

舞蹈人类学的概念、路径和理论

舞蹈人类学自始至终都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其学科建构是在学人不断提出问题和重审反思的基础上拓展、累积和推进的。作为交叉学科,舞蹈人类学主要有两条研究路径:一种是遵从和套用传统人类学的方法,以舞蹈作为案例来验证已然存在的认识;还有一种是以动作研究为核心,在人类学理论和以舞蹈为代表的人类身体活动之间找到理论的接洽点。动作是舞蹈人类学的核心物,舞蹈是建立在身体动觉经验基础上的文化模式,与普通的人类行为不同,它具有内在的语言象征和审美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倡导一种非西方、非现代的舞蹈观念才能真正充实舞蹈人类学的内涵,世界多元文化的经验是舞蹈人类学理论保持生命力的土壤。

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唯物史观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理论价值和实践路径探赜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批判、吸收和借鉴人类以往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产物。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过去和现有文明形态的扬弃和创造,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文明标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时代要求。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实现人民幸福、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追求,是创造性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必然结果。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秉持交流互鉴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机融合,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历史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邂逅

历史人类学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两个学科互融,从历史学角度开拓了未涉领域,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弥补了学科视角局限,体现出上下相通的立体思维。艺术人类学将多种门类艺术整合,整体显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汲取,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应关注历时与共时这对新论域,以弥补既有研究理念的缺失。以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学术实践为参照,可以认识到将历史人类学作为学科方法论运用于中国实践的特殊意义,以此把握立体的研究思维。

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基础(上)

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一章。在该著中,作者系统地展示了史学新方法的各种方式以及新技术的相关应用,它对于音乐人类学家寻求富有意义且具有代表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音乐传统所开展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引论性章节开始,直接审核了各项定义、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接下介绍了该著内的各个章节,展示了这些方法和探索在全球范围的音乐传统的创新性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对于亚美尼亚、伊朗、印度、日本、南部非洲、美国犹太人及美国南部小提琴传统的音乐历史皆具有深入研究,描述了全球音乐史研究的新理论方法和方法论的开端。

明清时期腾冲坝区的移民开发与“边汉社会”生成--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明清时期腾冲地区的军政建置与移民开发,主要是围绕着适宜农耕和定居的坝子展开的。以坝区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和市场体系的建立以及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不仅改变了当地的族群结构和人群分布格局,而且也推动了腾冲地区“边汉社会”的生成。其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族移民的宗族建设与汉文化主导下的地方社会重构;二是土著人群汉化与宗族化发展过程中的身份、认同转变。这使得腾冲“汉人社会”的形成路径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或许可以为学术界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和思考方向,并有助于从“边疆视角”理解、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空特点及其复杂历史动因。

从人类学视角探析区域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评《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区域旅游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如何确保旅游规划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特别是在社区参与方面,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强调对当地社区文化的深度理解和尊重,这是实现旅游规划与社区和谐共生的关键。为了推动区域旅游的健康发展,必须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求。社区的有效参与不仅可以增强居民对旅游资源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能促进旅游与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从而打造出更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21世纪历史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上)

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著名《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二章,是对21世纪历史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综合性讨论。作者将历史音乐人类学发展历程中若干重要研究著作及方法论文献进行梳理对比,探讨考古、编史、音乐图像志、口述史等研究方法在历史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并强调音乐历史资料的使用及对“扶手椅”方法论的反思,进一步考察与不同史料相关的口述史访谈、资料分析、数据库技术、元数据运用等具体研究策略。最后,作者提出当下历史音乐人类学在科技与新媒体的影响介入下衍生并受到重视的新问题,例如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艺术策展以及对于表演实践的关注等。

建筑与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对于建筑学的启示

文化人类学对建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揭示了建筑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建筑被视为文化的物质表达形式,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信仰、传统和生活方式。文化人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建筑的深层次途径,使我们能够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建筑的形成、演变和意义。这种视角有助于超越建筑的物理特征,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人学视阈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面而深入地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须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从理论、历史与实践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以理论内涵观之,相较于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植根于“现实的个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第二,以历史逻辑观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具有开创性的、递进式的文明探索历程;第三,以实践路径观之,人类文明新形态通过实现超大规模人口的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路径得以实现。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延伸。文章从论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入手,探讨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意义。

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内容进行解读的科学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诸多内涵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相契合,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现代演进与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还富有深切的内涵延伸,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独特创新,为中国以及世界的未来贡献了重要方案指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性构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的形成逻辑进行深刻探讨,详细阐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提、内在动力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以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指导,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新形势新变化,注重人的现实物质生活,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开放包容、和平发展、保障人权等共同需要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将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最终的价值目标。这一创新性构建以“同心圆”模式的协同发展路径,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抵制西方现代化的强权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创造人类文明新发展形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在全球化的浪潮不断涌动的当下,尽管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思潮有所抬头,但国际合作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家间的联系依然紧密无间。面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刻命题,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旨在将中国塑造成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全球发展的积极贡献者以及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在世界历史与地缘格局的演进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验证。文章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历史和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坚持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守“根”“魂”,又兼容并包,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精神品格,而且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同时,吸收了世界其他文化的有益成果。从历史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一脉相承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百年历史沿革,接续发展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创新形成于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思想观点与战略部署的双项提升。从实践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原理指引,聚焦首要政治任务、锚定文化建设新方向、牢牢遵循基本原则、系统把握重点内容、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为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科学行动指南。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

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是以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分析为主要任务。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创建了一套采集与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方法体系。这套理论方法能帮助研究者立足经验主义的治学原理,通过对特定人群社会生活实践的近距离参与,采集包含地方性知识的田野信息,再从田野信息到文本资料的加工转化过程中完成对地方性知识及其功用和意义的客观科学解释。这种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能帮助研究者有效进行文化研究所需要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从而形成有助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成果。

景观人类学视角下的泮溪酒家保护更新研究

基于景观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指导泮溪酒家历史环境的保护更新,以空间生产和场所构建的理论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结构化访谈及大数据分析等方法研究泮溪酒家及所处西关历史环境的“空间”“场所”景观及二者“多相”共生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泮溪酒家保护更新的实践,以“空间”和“场所”视角扩大研究范围,串联象征符号,挖掘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与构建出具有地方特色且符合当地居民情感记忆的景观。最后以“多相律”理论探求内外景观的统一与融合共生,为中国城乡建设中的历史环境保护更新提供新视角与方法论参考。

文学人类学的问题、路径与前沿

文学人类学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的新兴前沿学科。在中外交汇背景及多元经验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论文从学术研究的中国实践出发进行跨界对话,通过与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交叉对比,阐释彼此面对的共同问题,强调以现实和对象为基础,作为研究方式、研究类别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迈向科玄并置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范型。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界开启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一开始明确追随阿多诺,并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时域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随着论战的深入,哈贝马斯的观点逐渐倾向于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转变过程反映出哈贝马斯尝试突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方法,进而构建自己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转变尽管为哈贝马斯开启了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并且导向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但是内在批判的抛弃使得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