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明代《诗经》学的辉煌——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评介

明末清初朴学宗师顾炎武以传统经学价值取向为标准品评、抨击明代学术之空疏浅陋,认为古学弃于明,经学亡于明,剽窃之风盛于明,改窜古书之习猖獗于明,制义所利在“空疏之人”,最没有学问的也就数明代人了(参见《日知录》)。此后,在《诗经》学史研究中,学者对明代《诗经》学多为贬抑之词,以为“明人之学,在义理一方面言,不如宋人之精;在考证一方面言,不及汉唐之密”(胡朴安《诗经学》)。多以为“明代《诗经》学”学者不过数位,著作不过数部,而且或真伪不辨,或“无甚精义”,或“多凭臆说”,没有什么研究价值。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经过了圣人的删纂，便具有了可供深层阐述的微言大义，随之被赋予经的地位。经过历代的读解，《诗经》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本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论刘向诗经学之家法

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毛诸家中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历来聚讼纷纭。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了汉人重家学、四家诗异同、以诗证事与引事明诗的区别等汉代诗经学的基本命题 ,澄清了若干旧观念 ;其次 ,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刘向现存诗说的基础上 ,逐条分析刘向《诗》说的经学派别 ,发现刘向《诗》说与四家诗分别有同有异 ,刘向对四家诗说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诗经学归属的复杂性 ,说明了重新考察汉代经学的真面目的重要意义。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主办的“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２—２３日在台北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逾百人出席了会议。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长...

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

两汉之世,赋、诗与经学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汉人重经,诗经学因之兴起,结果带来诗歌创作的萎缩;汉人好赋,赋文学因之大盛,却付出汉诗衰退的代价。经学之士鄙薄辞赋,又往往技痒,时有所作;赋家属文,惟恐干犯经学,却常常受到后者的攻击。经学家竭力想以自己的文学观规范赋家的创作,汉赋因之受到许多消极的影响;

从经学到文学——论明代“《诗经》学”的历史贡献

长期以来学者们从经学的角度出发,对明代《诗经》学以“空疏”二字括之,忽略了《诗经》的本质本是文学的。明代学者正是在《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将持续了千百年的《诗经》经学研究方向,转向了对《诗经》文学本质的探讨,涌现出了大批《诗经》文学研究的学者与著作,出现了各种流派。本文疏理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线索。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读《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

将近三千年的传承与研究,使诗经学成为一个历史积淀极为深厚的学术领域。同时,伴随现代科技进步不断更新的学术资料电子化与资料检索、收集方式的日新月异,传统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出经入文:古史辨派与中国诗经学的现代转型

古史辨派对传统诗经学进行了全面质疑,并直接推动了中国诗经学的现代转型。全面质疑并挑战传统学术话语的古史辨派试图祛除《诗经》的经学文本身份,消解其合法性与权威性,重新审查前代经说,尤其是在质疑孔子与六经关系的基础上,否定“孔子删诗”说。古史辨派试图弃经入文,重构具有现代色彩的诗经学,集中体现为以现代文学观念再造《诗经》,特别是以秉持民间立场的“歌谣说”最具代表性。古史辨派出经入文,对形塑中国现代诗经学有重要学术意义,但以今日眼光视之,亦自有其不足之处。

但开风气——论胡适的诗经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涌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受到强烈冲击,在这种背景下,胡适逐步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反对用经学的观点看待《诗经》,提倡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它。他指出,前代的《诗经》研究都将眼光集中在经学的领域,眼界太狭窄,限制了《诗经》学的发展;必须打破这种传统,采用新的学术方法研究《诗经》,就是用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在这一方面,胡适作了一些实际的研究工作,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的发展。

《毛诗六帖讲意》与明代诗经学

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是明代诗经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在注解上综合汉宋,颇能自出新意。徐光启非常注重对《诗经》的文学艺术性分析,由经学而文学,从而推动了《诗经》的文学性研究。

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此书打破了经学的藩篱 ,使《诗经》学迈出了从经学转向文学的第一步。它最引人注目的突破在于对维持权威地位达千余年的《诗序》进行了批判与修正。在朱熹的《诗经》学研究中 ,最为惊世骇俗 ,同时也最具文学批评性质的莫过于他对所谓“淫诗”的解读。我认为对朱熹的《诗经》研究史上的巨大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评价。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家并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学家从读者维度上释放经义的潜能,从而置换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诗性空间,才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

《诗译》与明代《诗经》学

王夫之的《诗译》长久以来以与《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南窗漫记》合编后的《姜斋诗话》传布于世,但此书有其独特的编撰体例和论诗方式,值得独立研究。《诗译》中的"诗"乃是《诗经》,"译"为阐释,《诗译》的命意就是基于古今相通的观念,以后世的诗歌为参照解释《诗经》,通过推源溯流的方法,从相互关涉的角度理解后世诗歌与《诗经》之间的关系。《诗译》"以诗解《诗》",与明代《诗经》研究由经学转向文学的学术思潮紧密相关,但综观王夫之全部有关《诗经》的著述,他仍坚守《诗经》的经学地位及教化功能,二者并不矛盾。

清代以文学说《诗》文献述论

清代《诗经》在经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向为学人所关注,但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向为学人所忽视。笔者以为,清人以评点、诗话、题解三大文献形式对《诗经》的文学意蕴进行了深度开掘,为“五四”以来最终以完全文学的眼光解读《诗经》提供了可能,是清代诗经学的别样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