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熊彼特眼里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阅读

约瑟夫·熊彼特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文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第一部分——《卡尔·马克思》从"作为预言家的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导师的马克思"四个方面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文章基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阅读,按照熊彼特的独特视角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评价。

试析熊彼特眼里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基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阅读

约瑟夫-熊彼特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文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第一部分——《卡尔-马克思》将马克思定义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其从多角度和新视角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即按照熊彼特的视角对马克思及其思想进行一定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多角度思考。

熊彼特眼中的马克思——《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管窥

熊彼特的文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从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四个角度,对马克思或马克思学说做了一个相对完整而概括的论述。本文对此略做管窥。

马克思与庞巴维克:科学社会主义与庸俗经济学中的双璧——读《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有感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瑰宝,而《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则可视为《经济分析史》的简要版。该书评述了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通览此书几乎就能鸟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主要的经济学家及其成就。而在该书中,描写马克思和庞巴维克的两篇是作者最用心思,也是分量最重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时间观视域下的数字零工困境分析与缓解之策

数字零工已成为当前就业重要形式,在时间自由表象之下,掩盖着数字平台“时间剥夺”实质。基于马克思时间观视域,数字零工存在三方面困境:首先,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对数字零工而言,则表现为时间是人的消极存在;其次,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数字零工则表现为时间是人的桎梏;进一步,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数字零工则表现为时间是人的囚笼;基于此,提出数字零工的缓解之策:加强多元主体协同监管,促进人的积极存在;贯彻人民至上发展理念,解放人的生命尺度;坚持数字技术反哺机制,拓宽人的发展空间。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理论叙事

“保卫马克思”是阿尔都塞理论初衷。阿尔都塞立足《资本论》研究,聚焦“意识形态”问题,采用征候阅读法来理论地保卫马克思,捍卫马克思思想关于社会历史构成的“科学逻辑”。阿尔都塞冲撞意识形态界限的努力把意识形态的隐匿性、封闭性、统治性显现出来,从而为穿过意识形态幻象提供了理论前提。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维度探讨“个人消失”难题,是对马克思“个人被抽象统治”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延展,但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精神分析”问题是从根本上错失了马克思的“解放逻辑”。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的成败启示我们要妥善处理形而上学批判和后形而上学希望的辩证关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的深刻意蕴与时代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过程中注重从传播主体、话语、媒介和受众四个维度进行发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具有人民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科学化与大众化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策略及其特征,启示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需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落实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责任制,把好传播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传播,增强话语回应现实的能力;加强分众化传播,促进异质媒介共享,加强媒体分殊化应用,提升传播的精度;整合社会传播资源,鼓励多主体传播,加强传播队伍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力度。

延安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以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赢得和培养青年的过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培养出一大批能够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具体实际并指导革命实践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极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人民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当代境遇

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嬗变中,人民的政治性是人的本性,政治成为人民“无法超越且只能永远陷溺其中的现世”,而人民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意旨的范畴,最深刻的表现是统治与被统治。马克思人民理论的创立及其逻辑的展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先验的政治预设,它立足人民的现实境遇,明晰了“人民理性”的哲学原则,将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人民”,重构其政治范畴、主体范畴以及历史范畴,揭示了人民主体的历史根基在于劳动实践,劳动解放是其超越传统政治性,实现人民现实性与神圣性的根本途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人民理论进行了全面性拓展、系统性运用与创造性实践,为马克思人民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卓越努力。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感性维度探析--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的视角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是人之成长的必要途径,构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是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存在的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与不会劳动的现象集中反映出劳动教育的弱化与困境。其中的根本症结在于当前劳动教育中对劳动教育感性维度的遗忘,即忽视了劳动作为一种感性活动,它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是人的生命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是人追求自由的根本途径。因此,摆脱劳动教育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唤醒感性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新时代劳动教育立足于感性维度,将劳动教育的开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坚持劳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从而全面提升人的劳动价值意识、劳动精神面貌及劳动技能水平。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对总体性问题的一个历史考察——从马克思、卢森堡到卢卡奇

从总体性问题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能够发现在马克思、卢森堡、卢卡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关联,三位思想家构成了一条“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卢森堡总体性方法—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理论发展进路。在这个考察进路中也会发现,黑格尔总体性因素在三者思想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具体而言,虽然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没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得到明确阐述,但却孕育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特征和重要的价值,赋予了总体性唯物主义的基石。卢森堡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掘和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在探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凸显和运用了总体性方法。卢卡奇借助对卢森堡对总体性方法的凸显和应用,将总体性思维鲜明地转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建构出颇具特色的具体的总体性思想,由此形成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视角。

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背反,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统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企图通过政府的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救济等措施的宏微观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趋势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尝试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也体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把握“活的灵魂”,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调查研究。

阶级、结构与《资本论》范畴学——马克思工资理论探析

《资本论》工资由主体论所规定:工资不仅是外在的壳——工资形式,也是内在的瓤——针对资本的批判,突出阶级关系当事人对于工艺者的系统支配性。《资本论》范畴学取决于经济理论的两面性:“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工资既是资本的经济结果,也是资本的统治前提。马克思抓住“资本工资”这个论证中心,工资一般的理解维度据此定格为“阶级—统治—剥削—拜物教”这一模式。由于马克思的理论努力,《资本论》实质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资范畴学”,作为两重统一的规定性:算法工资(主体范畴)与雇佣工资(经济范畴)的统一以及阶级工资(劳动力社会价格)与市场工资(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统一。《资本论》工资的系统实现论从中得以确认。一旦从资产者的权利意识的束缚中走出,“工资拜物教”即被瓦解,围绕生活资料安排的系统规划将替代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单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