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集解》引《尔雅》研究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频繁,大量汉文典籍传入日本,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尔雅》作为一部训诂专书,不仅分类编排,而且释义广博,自传入日本后即广受重视,正为《令集解》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目前,引书研究是《尔雅》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令集解》所引《尔雅》与宋十行本《尔雅》之异进行考究,发现《令集解》引文多有讹字、俗字及通假字,同时亦有引书不慎、袭用前人之注等现象。这不仅有助于揭示《尔雅》文本更为原始的面貌,而且能够考察《尔雅》在日本的流传与变异情况。

“伯禽故事”:从《令集解》到《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

“伯禽故事”作为一则孝行故事,与其他各类中国孝子故事一起,在古代日本人理解“孝”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本律令注释书《令集解》不仅引用了伯禽事父以子道的乔梓典故,还引各类中国文献,以巧妙的编排方式将魏征《时务策》中的“顺孙则伯禽之辈”具体化,创作出了一则顺孙伯禽的故事。乔梓典故以及这则新的顺孙伯禽的故事,对后来的《宇津保物语》《源氏物语》中的“孝子顺孙”的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關於《令集解》校勘的幾個問題——以卷三《職員令》爲例

引言《令集解》是關於日本古代律令文書《養老律令》中的'令'的私撰注釋書,於公元868年左右由明法家惟宗直本編纂。由於其中不僅引用了《養老律令》的官方注釋書《令義解》的内容,還收録了諸如《古記》等關於《大寶律令》(《養老律令》的前身)中的“令”的古注釋,以及其他一些私人注釋,可謂“令”的注釋的集大成者,故而受到學界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