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视角洞察汉代社会的力作——读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学术界的某一个重大选题，且做出成绩的人不在少数，这无疑显现出中国学术界青年学人蓬勃向上的风气，晋文先生倾十余年之力所完成《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2001年)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在目前学术昌盛的氛围下，晋文博士推出了自己独有的专著，无疑为中国学术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汉代官吏的葬礼及其社会功能探析

葬礼不仅是一场慎终追远的生命告别仪式,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两汉时期,随着官吏阶层的迅速崛起,官吏的葬礼也成为重要的集会、社交场所。后世子孙通过葬礼上的孝行表现,营造自己的孝子形象,谋求仕途进步;朝廷则利用赐赠活动,协调君臣关系,宣扬主流价值;官吏士人借由赴丧,表达政治立场,拓展交际网络。汉代官吏的葬礼不再是一场单纯的丧葬仪式,更成为浓缩的政治舞台。对汉代官吏葬礼的探索不仅深入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丧葬礼俗的深刻影响,更生动展示了汉代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日常的运行机制。

福祸并存:汉代丧事对社会的影响

丧事作为汉代社会的重要内容,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从家庭角度看,丧事打乱了正常的生活生产节奏,消耗了家庭财富,对家庭发展有推动或阻碍作用。从死者人际关系看,死者的亲朋、乡邻等相关人员奔丧送葬,以及向丧家赠送财物助丧,可能占用工作时间,增加日常支出,此外,死者的妻妾、仆役可能为其殉葬。从国家角度看,厚葬劳民伤财,促使国家制定律令制度以纠正丧葬行为,同时,丧事带动了市场经济发展,对维护统治具有积极作用。总之,汉代丧事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亦有弊,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对其展开研究,可为全面认识汉代社会生活提供相应参考。

中国传统社会儿童观研究——以汉代和宋代为例

本文梳理中国汉代和宋代两个时期的儿童观,呈现文学作品、绘画以及教育思想中儿童观的特征。总的来说,汉代和宋代的儿童观具有神秘性、抽象性、成人本位等特征。汉代人性论的发展为时人认识儿童和教育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汉代官学的设立推动了儿童观和教育观的发展。相较于汉代,宋代有两种不同的儿童观,以儒家理学思想为基础的儿童观将儿童置于规则的约束和成人的审视中,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儿童观还原了现实生活中天真富有童趣的儿童。本文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文化背景,对汉、宋时期儿童观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儿童观的理解。

“以德治国”与汉代社会

汉初统治者在吸取了秦亡的教训之后,从社会舆论、教育、行政、法律等方面加强了“德治”的宣传和实践。“以德治国”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同时也存在内在的深层矛盾。“以德治国”在汉代的得失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汉代画像石与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社会价值研究

汉代画像石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它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动写照。以农业题材的汉代画像石为例,汉代画像石对汉代农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记录了汉代农业的生产场景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过程,因此,保护和研究汉代画像石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汉代农业社会。同时,汉代画像石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代养老政策对当今老龄化社会的启迪——王杖简辨析

1959-1989年,甘肃武威陆续出土了关于汉代养老制度的《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以及王杖实物,是汉代养老资料的重大发现。本文首先通过先秦养老资料分析其养老尊老经验理念对汉代的影响,后以王杖简为中心,结合史传,分析出鸠杖自汉代起开始代表尊老的意象,且汉代的高年授王杖制度是普惠的,汉代政府对受王杖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上都给予优待。汉代养老政策对后世相关制度有深远的影响,对今日老龄化社会也有所启迪。

汉代生育禁忌习俗中的性别与权力

两汉社会出现了比先秦时期更为严苛的生育禁忌,人们普遍认为产妇不洁且危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婴儿会妨害父母。因此,承担生育重任的产妇和某些“特殊婴儿”被当作禁忌对象,产妇在分娩之前必须离开日常生活的居所,到特定地点分娩,产孕异常、忌日出生的新生儿也会被弃之不育。两汉社会流行的生育禁忌观念,不仅是对产妇不洁和“特殊婴儿”妨害父母的担忧,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性别与权力关系。汉代父权制文化深入发展,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力不断增长,夫权不断强化,针对产妇和婴儿的一系列生育禁忌实则是权力压迫和性别歧视在家庭关系中渗透的结果。

汉代乡村治理策略与制度安排述要

乡村治理是汉代国家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朝廷实施以“孝悌廉洁”为标准“举孝廉”的官员选拔制度,继承和发扬古已有之的“三老”制度,规范和恢复上古的礼仪制度。这些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乡村完备严密多条并行的垂直治理制度,为巩固政权获取稳定的财政、赋税和人力资源,有效管控豪右势力的扩张起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

德才兼备理想:汉代察举制的文化解读

本文聚焦于汉代察举制,探讨汉代察举制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及其在官员选拔中体现的德才兼备理念。察举制不仅反映了儒家文化中道德与才能并重的价值观,而且通过选拔机制促进了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文章分析了察举制如何深刻影响汉代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凸显了其在汉代文化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一制度,儒家文化的理念得以在政治实践中得到体现,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和文化取向。

孝堂山汉代石室车马出行图像研究

车马出行图是汉画像石艺术重要的表现题材之一,一直是汉画像石研究的热点。济南市长清区孝堂山汉代石室是我国现在保存于地面最早的一座房屋建筑,石室内雕刻有完整且精美的汉画像石图案,尤其是车马出行图。按图像学意义归类,全国汉画像石车马出行图可分为两大类,其中孝堂山石室内的两幅车马出行图则是这两大类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历史学和图像学研究方法对这两幅车马出行图进行研究,分析其功能意义。

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

奠基于汉高祖的汉代乡县三老制度,确立了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双重身份和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领袖地位。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使三老在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具有独特的媒介、缓冲和沟通功能,并享有很高的声望。三老制是汉代地方统治体制设计中的高明所在。两汉长治久安,号称盛世,与这类政治设计不无关联。

论汉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汉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不少商人走上了官场,经济实力增强,商人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汉代商人地位的提高主要原因于当时的海内为一,交通的开辟为商人发展提供了舞台、长期内实行“惠商”或“宽商”政策为商人创造了政策环境,土地商品化为商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人与权贵狼狈为奸,为其提高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所著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

里父老与汉代乡村社会秩序略论

在汉代乡村社会的内部秩序中,除官方设定的地缘组织与管理者之外,还活跃着“里父老”这样一个特殊群体。里父老并非朝廷命官,但又被官方认可。他们一方面对宗族事务有较大的影响力,甚至决定权;另一方面,对乡村秩序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维持乡村治安、督促农桑、催缴赋税,还是祭社、求雨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活动中,都有里父老参与其中。里父老在汉代乡村社会的秩序中,起到了官方地缘关系与宗法血缘关系交汇点与结合点的作用。

“癃”病与汉代社会救助

汉代"癃"的含义有六种:衰老病弱和衰老病弱的人、手足不便、驼背、废疾、已成丁而身材矮小者和小便不利。可以归纳为两类:衰老病弱者和残疾人。汉代继承了秦律减轻对残疾人处罚的精神,并扩大了对残疾人的优恤,给予免除本人和家属徭役、赐物等照顾。汉代思想家和政论家们将癃病的发生和国家治乱联系起来,救助癃者是汉代"仁政"和"德治"的表现,也是残疾人福利的重要内容。

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

汉代士人与社会结构马亮宽两汉时期，表面看来士人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群体，同为士人，有的贵为王侯，有的贱为匹夫。有建万世之业、立不朽之功者，充分实现了其人生价值；也有虽满腹经伦，却毫无建树者，一生默默无闻，身朽名灭，鲜为人知。有些士人顶天立地，为世人所...

汉代尊老养老教育与社会和谐

汉代尊老养老教育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汉代皇帝扮演了重要角色,将“以孝治天下”定为基本国策,朝廷将《孝经》列为儒家经典,命天下诵读,因而《孝经》起到了指导尊老养老的重要作用。除了学校教育,政府还重视社会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全体成员灌输尊老养老思想。举孝廉从选官的角度为全社会制定了敬老尊贤的行为准则,成为鼓励人们尊老养老的强大精神武器。把尊老教育与法律尊老相结合,运用礼法对不养老、侮老、弃老者予以严惩。尊老养老教育对于家庭和睦与家庭保障、培养“尊老”风尚、保障社会和谐安定等等,都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将道德教育置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弊端也不应忽视。

汉代女性社会流动论析——以婚姻为途径

婚姻是人们提高社会政治地位、改善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更是女性改变命运的主要方式。汉代女性通过嫁入帝王之家或地方望族光耀门楣;通过离婚再嫁改变人生际遇。嫁入帝王之家的女性,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使家族以外戚身份对汉代政治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