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礼》《礼记》看同义动词的历时替换

《仪礼》与《礼记》两部文献,在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距离,可以作为历时比较的语料。通过调查梳理发现,表示“往适”“返回”“站起”“上升”“下降”“穿戴”“结束”“改变”“等待”“佐助”“遇到”义的几组同义动词存在历时替换关系。一方面,对各组词的出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展现同义动词的替换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各组词句法功能的异同情况。同时,对同义词历时替换的机制进行了阐释,认为多义化导致的词义负担加重是原有词被后起词替换的主要原因,这一词汇演变现象可以用“择一原则”来解释,而语言的“喜新厌旧”心理和方言因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永樂大典》引《儀禮》考實——兼論《大典》編纂來源的複雜性

《永樂大典》所引《儀禮》經、注、疏與原文頗有差異,並非原本。《大典》“喪”字下《國恤》所引全部《儀禮》及部分《周禮》《禮記》出於北宋本《通典·喪制》之“周制”部分,《國恤》所引大部分《周禮》《禮記》及全部《尚書》《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則出於元西湖書院本《文獻通考》。《國恤》儀節架構亦是據《通典》《通考》二書拼合而來。《大典》韻字下“總叙”所引《儀禮》出於宋紹興本《藝文類聚》、元延祐本《六書故》等類書、字書。《大典》其餘條目所引《儀禮》經、注、疏則全出於宋南康道院本《儀禮經傳通解正續編》。《通典》《通考》《通解》等書引《儀禮》時普遍作了删節改寫,甚至混入《禮記》《國語》等他書内容,導致《大典》所引《儀禮》殊失本真。《大典》在編纂禮制、文字等專門内容時,很可能大規模轉引前代所編分類精細的禮書、政書、類書、字書,這正是《大典》得以速成的主要原因。在利用《大典》引文1校典籍或使用前人《大典》1本時,應充分注意《大典》編纂來源的複雜性。

论武威汉简《仪礼》分节符号背后的经学内涵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篆文本《仪礼》的编刻出版与经学史意义

明嘉靖四至六年陈凤梧刻篆字白文本《六经》,内含《仪礼》。该本是以源出宋椠的元十行本《仪礼图》附刻之《仪礼》白文本为底本,又据大徐本《说文》及石鼓文、秦刻石中的篆形转写篆字、上板刊刻而成。陈本新增讹误不多,文本质量在明代《仪礼》诸本中可称一流,惜篆字写刻略显粗疏。陈本《仪礼》抽取《礼记》“逸经”附于《仪礼》之末,且整套《六经》中无《礼记》而有《仪礼》,表达了陈凤梧对唐宋以来“弃经任传”学风的反对,并希望藉助《仪礼》所承载的文武之道辅翼当世治化,这一思想与朱熹一脉相承。清康熙末年武英殿奉敕编刻了一套写刻俱精的篆字白文本《六经四书》,其中六经部分经目、结构与陈本相同,亦延续了陈本尊经抑传、返本溯源之意,其《仪礼》经文以陈本为底本,但误据李元阳本或其衍生本新增了不少讹误,文本质量不如陈本。就《仪礼》而论,篆文本经书具有独特的文献、学术价值,不宜偏废。

《儀禮》所見暫時性任務——兼評胡匡衷《儀禮釋官》

《儀禮》所見人物活動,或有其固定性、經常性職務,亦有僅具暫時性任務者。所謂暫時性任務,其身分非屬職官,其任務時間不長,當任務結束,身分隨即消失,故謂之暫時性任務。此類任務《儀禮》所見非少,本文選取十要項述之,以見其餘。藉此可知胡匡衷《儀禮釋官》一書,對職官之認定、稱謂與分類,處理未甚妥切,有待商討。蓋《儀禮》禮典常見公私交錯,且兼有固定性職守與暫時性任務,倘讀者有此認知,允爲得體。

浅谈《仪礼》用乐的礼乐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常指社会秩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礼仪形式,“乐”则是与“礼”关系密切的教化内容。《仪礼》作为诠释先秦“礼形”最为直接的著作,其内容主要以商周时期贵族的礼仪为主,其思想内涵包括从饮食服饰、安弗祭祖,到修身养性、人际关系,乃至治国之术、为政之道等方面的“礼”的精神。《仪礼》用乐的功能,重在尊贤敬老、和睦乡里等,这些文明精神的追求至今仍值得社会所提倡和弘扬。故本文拟深入剖析《仪礼》用乐的思想内涵,并就《仪礼》的当代价值进行探讨。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叙事与历史:宋代“废罢《仪礼》”的话语空间

“废罢《仪礼》”是朱熹对熙宁四年贡举改制的高度选择性解读,这一叙事后成为中国礼学史分期的关节点。事实上,若重建“废罢《仪礼》”话语形成中的事件群,可以发现,在科举制度的各项变革之中,很难看出有针对《仪礼》这部经书的特别考量,唐宋时期,它一直是九经中的中经,亦从未进入任何五经的序列之中,只是在考生“去难就易”的心态下,《仪礼》渐为举子所弃。朱熹“废罢《仪礼》”的叙事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确认,不如说是对知识体系与知识传承的反思。

吴之英《仪礼》学刍议

吴之英于《仪礼》的诠释多涉及名物、礼制,并重视阐发礼意,这与郑玄注《仪礼》精简的特点相一致。吴之英《仪礼奭固》也较为精炼,容易把握,同时他对郑玄达诂高见也多有吸纳。吴之英继承了宋以来经学家们治《仪礼》不株守成说的路子,他对《仪礼》篇目的解题或对经文的诠释可补郑《注》之疏漏。吴之英所绘制的《礼事图》和《礼器图》,将《仪礼》中复杂难明的名物礼制变得形象和直观。

《家礼》对《仪礼》丧葬礼仪知识的继承与发展

儒家礼仪文献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礼仪实践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是礼仪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仪礼》到《家礼》,历代有关礼学的著述,讨论丧礼、丧服的篇卷众多。这些经典的丧礼记述,成为丧礼知识传承的重要依据。《仪礼》化俗成礼,制定了一套复杂的士大夫及以上阶层的礼仪制度。且成为后世制定礼典,传承礼制的基本依据。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仪礼》不能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要,朱熹试将《仪礼》化繁就简,尝试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儒礼,《家礼》又逐渐成为后世礼书的基本模板。《仪礼》、《家礼》作为儒家重要礼仪文献都呈现出一脉相承的丧礼书写特点:以"慎终追远"为丧礼的基调;以别亲疏、贵贱为制礼的基本原则;倡导有节制的、周全的情感表达。

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

《仪礼·乡饮酒礼》及相关各篇记有贵族酒会使用犬牲的规定,按这一规定举行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和大射礼都带有食犬宴会的性质。如果不计饮酒仪节,《仪礼》描述的乡饮酒礼其实就是一场"狗肉盛宴"。对照周代用牲制度来看,《仪礼》所说专用犬牲的规定并非当时乡饮酒礼和类似酒会的通例,很可能只是鲁国及邻近地区特有的习惯。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保留了较多的商文化因素,该地区乡饮酒礼使用犬牲的惯例当是沿袭了商族常用犬牲和喜食犬肉的传统。辨明《乡饮酒礼》食犬惯例的性质和来源,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仪礼》的史料价值和周代礼俗的地区差异等问题。

《仪礼》所见周代等级臣僚形态述论

《仪礼》作为"三礼"之一,为周代贵族相关礼仪汇编。其书保存了众多珍贵的周代职官史料,记载了具有等级制特征的各级贵族之臣僚,为其他先秦文献所鲜有。若究其实质,将《仪礼》所记与周代职官制度史实相参照,等级臣僚形态实是西周春秋封建政治体制下多级君权的产物,其编纂显有历史依据。

宋代儒学重建视野中的朱熹《仪礼》学

朱熹《仪礼》学思想的产生与宋代的社会、学术、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基于复兴儒学的伟大使命,朱熹直接针对王安石新学的学术影响,决心重振社会秩序,积极推行礼下庶人的礼仪运动。反思宋代礼学研究,朱熹试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振兴《仪礼》学研究,消除《礼记》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士人学子学习《仪礼》提供指导。

《仪礼》与清代士人的文学审美建构

《仪礼》一经甚为难读,相关研究代不数人。自王安石以后,更与科考绝缘,备受士人冷落,其文学化进程在三礼中最为滞后。在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仪礼》得到关注。经由张尔岐、凌廷堪、张惠言等学者的努力,《仪礼》的阅读障碍得到有效解除,为其实现审美跨越创造了有利条件。乾嘉以来,《仪礼》逐渐进入文学场域,为诗、骈文、辞赋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仪节器物的描绘、礼学历程的梳理、礼学思想的表达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表达的重要方面,并在背景铺垫、场面描写、人物刻画、主题深化方面起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同时礼图唱和开启了文人酬唱的新维度,体现了学术与文学的叠加融合,也丰富了学者的审美生活。晚清时期,《仪礼》在曾国藩等人手里实现了文学的选本化,并引导崇实文风的继续推进。《仪礼》的审美地位逐步确立,六经皆文亦从观念变成现实,由此可见学术与文学的深刻关联以及士人主观憧憬与现实情境的碰撞整合过程。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作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两项原则,即“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

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之分。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而“皆逐义强者”。‘至于郑玄兼采今古文究竟遵循哪些原则,如何“逐义强者”,则尚无人做过专门的研究。笔者通过尽索《仪礼》全书中郑玄从今、从古的字例,加以分析研究,从中归纳出郑玄取舍今古文的五项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其中的三项原则,即“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

《仪礼》乐制初探

《晏子春秋》曰:“乐亡而礼从亡,礼亡而政从亡。”“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关系着政权之存亡,社稷之安危。人们“审乐以知政”,通过乐来了解国政,了解国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究其本源,音乐不仅粉饰装璜着统治者的礼制,更主要的是音乐负载着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宗法等级制。本文的目的也即通过《仪礼》中有关乐制的论述来说明周朝音乐与其宗法制度的某种联系。

“仪礼时代”与《仪礼》中燕飨礼仪中的诗乐情况分析

西周早期和中期,典礼主要以祭祀为主,且礼制大多沿袭殷礼,周代自身的礼制尚未完善,较为成熟的周代礼制当形成于西周穆王时期。以西周穆王时代为起点,一直到春秋前期,以《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三年第一次赋诗为分界,期间共约300年,我们可以称之为“仪礼时代”。这一时代以燕飨礼仪的大量出现与燕飨乐歌进入《诗》文本为标志,是各种礼仪、礼典节目最多,礼乐精神在社会上的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普及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诗》作为仪礼乐歌在各种仪典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仪礼》十七篇所记载的主要礼单仪节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

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也对今、古文异文作了校勘,或从今文,或从古文。郑玄兼采今、古文的一条重要义例,就是从本字不从通假字:有从今文本字而不从古文通假字者,亦有从古文本字而不从今文通假字者,因为本字更能贴切地表达经义。遍索《仪礼》中郑玄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之字例,凡90条,而一一考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