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后发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对后发制造企业祥云飞龙进行扎根编码,构建后发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影响因素模型,以探究后发企业在面临创新决策时,哪些因素将显著影响并促使后发企业作出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最终促使颠覆性技术创新顺利实现。研究发现:企业家颠覆性技术创新理念、后发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文化、政策环境、后发企业经营状况、颠覆性技术创新机会和后发企业内部创新环境等6个因素显著影响后发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在颠覆性技术探索期,企业家颠覆性技术创新理念引导企业对非主流市场和非主流技术进行探索性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在颠覆性技术发展期,逐渐形成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文化促使企业内部产生“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正循环”,从而推动企业持续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丰富了后发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的理论研究,也为后发企业有效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提供决策依据。

技术领军企业对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联动效应研究

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技术领军企业对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利用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技术领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行业内联动的表现形式与内在机理,识别其差异及特征。结果发现:技术领军企业对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发挥联动效应,表现为技术创新扩散与技术创新追随。行业差异表现如下:行业竞争程度和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追随效应越强、扩散效应越弱;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追随效应最强,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最强。进一步考察行业联动特征发现,企业技术创新行业联动的行为表现为同行业企业主动追赶而非被动模仿,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以及显著邻近效应。结论对技术领军企业发挥引领作用,进而促进行业技术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引领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热点话题。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大了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力度,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ESG表现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3)异质性结果显示,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高科技行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活力。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进程中,本文旨在为我国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数字化转型与电力企业技术创新分析

数字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促使先进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各行各业,成为企业发展的新方向。电力企业处于传统行业,为紧跟时代变化,实现行业突破发展,应加快落实数字化转型。本文基于电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对其转型实施路径与技术创新应用进行深入剖析,为加快电力企业数字化建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效建议,以供参考。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基于“专利泡沫化”问题的视角

不同于以往研究着重讨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企业技术创新“专利泡沫化”视角,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以及对于破解专利“数量激增、质量不足”这一创新困境的适用性。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且能够有效缓解“专利泡沫化”问题。通过采用Tobit模型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质量。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国有制造业企业、政府补助较多的制造业企业以及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所属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可见,推进营商环境建设过程中,在发挥市场主导作用的同时,要加以政府资金补助支持企业高水平研发活动,还要从加强创新监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及时采取措施抑制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解决新能源行业技术创新资金瓶颈问题。选取2012—2021年A股上市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7年作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可以缓解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3)在企业异质性分析方面,国有产权性质、社会责任意识较好、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绿色金融水平地区的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受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新能源企业制定技术创新策略和融资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双元学习、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创新是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鲜有探究双元学习和组织韧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为厘清双元学习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拓展组织韧性和技术创新相关研究,运用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将双元学习划分为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将组织韧性划分为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二者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组织韧性的中介作用和大数据分析能力的调节作用。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来自制造企业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工程管理硕士(MEM)学员线下发放问卷、通过社会网络向制造企业有关人员线上发放问卷和实地调研部分制造企业等3种方式收集相关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不仅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瞻韧性和即兴韧性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分别在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与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大数据分析能力正向调节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对企业的相关管理启示:加强双元学习,提升自身组织韧性,以及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我国物流业不断加快改革与创新,并借助环境规制等措施促使其朝绿色化方向转型。本文基于2017-2021年我国A股上市物流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对物流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物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管理者长期主义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厘清管理者特质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2010-202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指标,进而探究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中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长期主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及外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战略性技术创新何以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

基于2012—2022年1635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模型,从微观层面探究了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创新能力两条路径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战略性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高吸收能力企业组和低市场份额企业组中更为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加强城市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多形式合作网络关系共建、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有助于加快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

知识搜寻与重构如何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发展韧性较强,如何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组织搜寻与知识管理理论,引入知识重构作为中介变量,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知识搜寻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27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Bootstrap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知识搜寻与技术知识搜寻均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知识重构在市场知识搜寻、技术知识搜寻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知识搜寻对知识重构的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知识重构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显著促进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背景下效力不同。

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异质性贸易理论,分析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特征对企业资源配置和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市场效应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提升我国工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考虑企业内外部异质性,发现贸易自由化与不同属性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密切关系,东部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存在显著技术溢出创新提升。鉴于此,应充分结合贸易自由化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效应,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降低进入壁垒,优化市场结构。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