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死》到《伊万·伊里奇之死》看托尔斯泰生命观

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着强烈死亡情结的作家,多数评论家及托尔斯泰的研究者都认为1880年是其创作的分水岭。他从《三死》中惧怕死亡、逃避死亡的生命观发展成《伊万·伊里奇之死》中用爱来驱散死亡的阴影、以爱为基础的生命观,这种转变对他的以博爱为基础的幸福学说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存在论视野中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追踪一个濒死之人的心理历程来追问“生”,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在托尔斯泰笔下 ,伊凡的“死”被展现为颇有现代感的“个人之死”。上帝远去了 ,他人远去了 ,除了赤裸裸的孤独 ,一切皆无。而另一方面 ,在死亡的威逼下 ,伊凡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却又呈现为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他人之爱”。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纠结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深层文化结构 ,而作品对“死亡主题”的独特处理实际上也反映了处于世纪之交的托尔斯泰所面临的文化选择困境。

死亡的启示——从《伊凡·伊里奇之死》到《乞力马扎罗的雪》

海明威向来把托尔斯泰当作艺术典范，但也充分保留了对托氏的批判权；他敬畏托尔斯泰，却也悄悄地与之“较量”了一下：他的著名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有意地模仿和改造了托尔斯泰的中篇杰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为西方源远流长的启示艺术和救赎文学所作出的一个伟大贡献。海明威继承而又改变了托氏启示和救赎的主题。在《乞力马扎罗的雪》里，他将《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宗教主题世俗化，用艺术信仰取代了托氏的上帝信仰，并完全排除了托尔斯泰式的“救世思想”。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哈里，较之于原型伊凡写得更为具体、更有悟性，也更加使人感兴趣；哈里临死前出现的幻觉。

叙事医学视角下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文本解读

运用叙事医学主张的细读法,以患病主人公为视角对《伊凡·伊里奇之死》进行文本解读,进而探寻医患之间对躯体与身体、裁决与被裁决、隐瞒与寻找的不同态度是导致其分歧的深层原因。疾病对于患者不仅意味着生理的疾痛,更意味着自我与身体的分离、自我价值的失落、人生角色的剥落。疾病叙事文本细读中对文本细节的关注和解读正是提升医学叙事能力所必需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墙》——海德格尔与萨特的死亡观差异探究

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建构,而《墙》则是萨特死亡观生动的文学表达。死亡与生存意义的关系,是萨特与海德格尔死亡哲学中对立最突出的部分。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之作为“悬临”,使人产生“畏”这种最本真的情态,由此人才得以“向死而在”;萨特在《墙》中回击了海德格尔“死亡具有本己性和不可通约性”这一论断,并表达了“死亡是荒诞的”观点。海德格尔与萨特死亡观差异的核心是:海德格尔力图在存在本体论的建构层面上理解死亡,而萨特直接从现实的、有意识生存出发考虑死亡问题。二者死亡观的差异,构成了存在论哲学中一种独特的张力。一方面揭示了存在论内部思想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死亡哲学在现代哲学语境下的进一步发展。

托尔斯泰死亡书写的一致性与升华——以《三死》与《伊万·伊利奇之死》为例

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探索人生的意义,这一思考又与其对死亡的书写密不可分。托尔斯泰死亡书写下的小说人物大都呈现出博爱让生命不朽的智慧。通过死亡书写,托尔斯泰实际上始终关注着人生的道德与价值意义。从早期的短篇小说《三死》开始,年轻的托尔斯泰就展现了他的博爱思想和生命不朽观念,到晚期的《伊万·伊利奇之死》,托尔斯泰仍保持着《三死》中形成的死亡智慧,并把死亡沉思升华,将死亡书写塑造成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揭示,即揭示了日常人们遮蔽死亡的生存状态,与此同时,暗示了人生需要向死而生的道理。

超越死亡的生命——浅谈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死亡主题

死亡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停止过对生命的意义、生与死等问题的探索。本文以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为例,简要分析托尔斯泰由死亡的残酷悲凉转而思考生之意义和人生真谛,最终超越死亡的过程。

从“死亡”到“新生”——协同人学视域下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霍鲁日的协同人学根植于东方基督教话语,基于人的“展开”与“建构”等概念,将人学边界划分为宗教的界限、无意识界限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三种构成领域。在协同人学视域下审视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中的死亡可知,伊凡在自己的死亡经验与死亡事实中,作为本体论的人达到其现世存在的边界——宗教的界限。在死亡的极限经验中,他向“本体论的他者”——“托尔斯泰的上帝”进行本体论的展开,其个性建构发生彻底改变。在“协同”状态中,伊凡得以窥见存在的真相,获得趋向“永恒的善”的超越体验,从“死亡”走向“新生”,也走向“爱”的上帝。

与死亡和解的殊途同归——作家托尔斯泰与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次思想互文

跨越近半个世纪,海德格尔与托尔斯泰分别以哲学著作与小说故事的形式,在《存在与时间》和《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完成了一次死亡主题的伟大思想互文。基于对“沉沦”式的社会生活、自我生存状态的共同警觉,对“常人”在死亡面前闪避行为的观察和面对死亡绽露出的生命的虚无,两位大家都选择了直面死亡,在对死亡的思考中,有了对死亡特性的相似认识,并由此把握到了死亡对于找寻生命意义的关键性,达成了与死亡的和解。

生命的伦理诠释──从托尔斯泰到海明威

本文以《伊凡·伊里奇之死》和《也为马扎罗的雪》为艺术个案，分析托尔斯泰对海明威的影响。笔者认为：托尔斯泰对海明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艺术技法，更重要的是前者小说主人公自责焦虑的伦理特质，给予后者以小说意义表达的途径启迪，并成为后者创作风格、个性的有机组成要素。

托尔斯泰的艺术独创性与艺术思维的变化和俄国农民心理

托尔斯泰从贵族立场转变到农民立场之后，俄国农民心理对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思维有着重要影响。托尔斯泰创作的独创性同农民心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的作品所体现出情感的真挚和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来自俄国农民心理。同时，由于托尔斯泰的心理渗进了农民心理，内心充满不安和愤怒，在他的后期创作中艺术思维由客观型转向主观型，作品中主观色彩加重了，讽刺和政论的因素增多了。叙述形式和心理描写也相应产生一系列变化。

中国近代文学家对托尔斯泰的认识和介绍

中国近代知识界、文学界对托尔斯泰认识、了解,接受、介绍和深入研究的过程,可以191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据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看,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介绍托尔斯泰的文字是在1900年。这一年上海广学会(清末在中国的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从英文译出的《俄国政俗通政》一书。

42岁与伊万之死——论果戈理童年经历对其生平及创作的影响

果戈理古怪的性格、奇特的性心理状况、后十年思想的转变、《死魂灵》第二部的焚毁以及绝食自尽这些未解的问题与事件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文学中的果戈理之谜。42岁与伊万之死是两则彼此关联,涉及作家创作与生平的现象。作家死于42岁,在其书信中这一年龄均与死亡相关,在其创作中这一年龄又与婚姻爱情相关。纵观作家全部创作,婚恋意味着毁灭与死亡,要么堕入要么逃离。作家在早年生活中可能经历过某些震撼心灵的、涉及42岁的重要事件,由此42岁与事件的核心意义(婚恋与毁灭)在作家心中关联起来。这一事件很可能是伊万之死,因为在1819年作家弟弟伊万病死之时,作家的父亲瓦西里刚好42岁。而在作家早期创作的《伊万·库巴尔节前夜》与《可怕的复仇》两部涉及弑兄、乱伦要素的作品中,一共出现了三个伊万与三次伊万之死。作品中的伊万之死似乎与现实相关,是作家的一大心理症结。本文用小说情节反向构建作家的童年经历,假设弟弟伊万出生之后分走了母亲对果戈理的关注与爱,由此小果戈理产生了嫉妒与憎恨,并且在幻想、梦境中杀害弟弟。随着小果戈理道德意识日渐成熟,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并产生极强的罪恶感,渴望受到惩罚与做出弥补——由此产生了作恶受罚的心理症结,日后以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出现给作家带来苦闷与忧郁。与此相关,在对弟弟的态度方面,果戈理转恨为爱,并且将这种爱扩散到男性同伴身上,这是消极的自我惩罚。在对父亲的态度方面,作家吸收了父亲的威严以加强自我心理惩罚,并且在父亲死后产生了超凡的使命感,以期弥补曾经的罪过,这也是消极自我惩罚的表现。对母亲的态度方面,由于罪过出于对母亲的爱,所以他对母亲既渴望又恐惧,并将这一态度泛化到所有女性身上,导致作家惧怕女性,无法在创作中描绘女性之美。四者的关系网络在伊万之死那一年纠缠在一起,使得42岁(父亲的年龄)、爱情婚姻(对母亲的爱)与死亡毁灭(父亲的惩罚)在作家潜意识中关联在一起,影响了作家的一生。在这一心理症结的影响下,作家经常感到莫名的苦闷与忧郁,这就催生出作家寻欢作乐的渴望,以便排忧解闷发泄情绪。在这一渴望的支配下作家在彼得堡构思并创作出一生中大部分作品。1836年《钦差大臣》上演后作家出国,正式将创作确定为自己一生的使命。这就导致作家内心两大力量的碰撞,因为此前创作一直是作家排忧解闷最有效的手段,而使命感却是作家心理症结对自己的消极惩罚:前者与心理症结对抗,后者受心理症结支配,前者以释放个人苦闷为目的,后者以造福同胞为目的。两相结合,便构成了作家创作困境的根本原因。1842年《死魂灵》出版之后作家的后续创作并不顺利,使命无法完成引发极强的恐惧,导致心理症结反复发作——此前作家通过寻欢作乐来缓解,而此时他认为自己内心不够纯洁,于是强迫自己苦修以克服心灵的各种嗜欲。作家后十年就在上述创作怪圈中痛苦地徘徊。直到42岁那一年作家的心理症结再次爆发,42岁的心理关联让他觉得这是自己命定的一年,寻死的愿望占了上风,最终烧书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家创作的目的在于排忧解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到人物身上,安排他们在文本世界中经历各种各样的、与激情之恶相关的情境。在深度带入心灵的同时,作家又需要保持自身与人物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在人物中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时就需要使用各种伪装和隐藏的手段。而这些手段,便构成了作家创作的主要特征。

做一个“完整的人”——“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当代解读

19世纪俄国作家冈察洛夫在小说《奥勃洛莫夫》中塑造了经典的奥勃洛莫夫形象,“奥勃洛莫夫性格”成了懒散倦怠、缺少行动的代名词。当代俄罗斯剧作家米·乌加罗夫以小说《奥勃洛莫夫》为蓝本创作了剧本《伊利亚·伊里奇之死》,对“奥勃洛莫夫性格”进行了当代解读。本文尝试分析“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生成、奥勃洛莫夫形象的转变、“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升华以及重构“奥勃洛莫夫性格”的缘起,探究剧作家为“奥勃洛莫夫性格”赋予的时代意义。

癫僧传统与托尔斯泰小说的精神特质

癫僧传统与托尔斯泰小说的精神特质李正荣梅列日科夫斯基称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一生的“敌人”，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唯一的朋友”。说他们“天性上是敌人”，心灵上是朋友”。①生于同一时代的两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的艺术个性的差异，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