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之后如何写诗——《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创伤内核与表征悖论

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自出版以来,女主角科斯特洛将人类屠杀动物类比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耸动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屠杀之后如何写诗"是库切在这部作品中观照后奥斯维辛时代文学出路与突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思维支点,浸润了他对众生苦难、人性本质与文学书写的深刻省察。《动物的生命》和《邪恶的问题》这两个重要讲座通过展现科斯特洛置身于各种未定、矛盾情境中的感知崩溃与自我反诘,聚焦启蒙理性的宏大叙事,尤其是大屠杀特定历史语境所衍生的极端恐怖和绝对邪恶,在震荡人类想象和伦理阈限的过程中凸显后现代小说艺术的创伤内核与表征悖论。

后现代思辨式超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研究

库切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将讲座与故事融为一体,哲理性、学术性与主题相关性不仅存在于库切贴上“讲座”标签的引号话语中,而且还间接、微妙而含蓄地贯穿在整个故事叙述过程中,故事本身显现出的哲理思辨与学术思考从而变得自然得体.库切的文本实验为后现代文学提供了思辨式超小说的新样式.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的理性主义与具身认知之争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多篇讲座都涉及动物福利以及人类和动物关系的主题。本文借助后人文主义具身认知的观点来解读该作品,认为主人公科斯特洛始终在暴露权利语篇及其背后的理性主义弊端,同时倡导具身化的存在方式。作品实则提出将具身认知作为理性主义的替代,实现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