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叙事伦理的转型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伤痕文学虽早已远去,但其影响却远未消逝。《伤痕》是伤痕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的影响意义深远。《伤痕》的影响不在于它的“伤痕”描述,而在于它所开创的叙事伦理。《伤痕》叙述了王晓华在组织与母亲之间的艰难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这个精神创伤通过对王晓华个人生活的娓娓叙述凸显出来,《伤痕》改写了过去近30年小说宏大叙事的主体缺失历史。《伤痕》引领了伤痕文学个人生活叙事的潮流,伤痕文学不再提供普遍的集体化的道德原则,凡俗人等的生活悲歌取代过去的英雄赞歌成为常态。伤痕文学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体生存伦理取代家国生活伦理、悲剧取代喜剧的新型叙事伦理,为之后的先锋叙事、解构叙事铺平了道路。

青春文学与民族寓言之间的摆荡——对于卢新华小说《伤痕》的“再解读”

作为"新时期文学"起点的代表作,《伤痕》呈现了生动的历史复杂性,围绕其形成了时代情绪、主题诉求、人物塑造、政治语境的互相投射,个体的成长历程成为集体经验的表征,"离家"和"归家"的叙事循环最终完成了个人、家、国关系的重新调整。重评《伤痕》的目的,是希望以客观的立场重返文学史现场,厘清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生产机制、社会心态等因素互相合力的冲突和作用,以及文学文本和读者的审美诉求之间相互共生的良性关系。

《伤痕》40年:救赎与涅槃

1978年8月11日,“文革”刚结束,文学界还是万马齐喑的局面,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以一个整版刊出,轰动全国,引发出批评反省“文革”的思潮,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因此命名了一个文学时代。而今40年过去了,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由“伤痕”开启,几经风云跌宕,流派纷传,已是别有洞天,成就斐然。而卢新华本人也从懵懂少年变成了旅居美国的“人到中年”。

重读小说《伤痕》:艺术社会学的视野

《伤痕》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是一次复杂的集体话语实践,是政治场/权力场所制约的文学场中,生产者、分配者、接受者等诸多参与者围绕艺术创新与既有艺术惯例之间所发生的复杂博弈。"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旧有艺术惯例对《伤痕》原本遵循的"批判现实主义"路径进行了多重规训,从而使小说在冲突与协商中最终建构起了"伤感现实主义"这一新的艺术惯例。

悖谬的“伤痕”文学共识——《班主任》与《伤痕》的裂隙及其弥合

谈及伤痕文学,研究者大多将刘心武《班主任》与卢新华《伤痕》共同看作伤痕文学滥觞之作(有的更指认刘心武为"伤痕文学之父"),这一文学"共识"也被文学史固定下来作为习见常识传授。如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阐述"历史创伤的记忆"章节中,认为《班主任》与《伤痕》都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

从《伤痕》到《枫》

有时我们可以选择模特儿，也许也偶然场合发现一个人，十分符合自已理想中人物的形成，也是和自己过去熟悉的生活中人分不开的。

中文系师生热烈讨论《伤痕》

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文汇报》编辑部和卢新华同学先后收到了一千几百封读者来信。我校广大师生读了这篇小说以后也都纷纷展开评论。

从《伤痕》讨论谈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短篇小说《伤痕》所以会引起各方面的兴趣和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而且涉及到当前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些带订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肯定《伤痕》的同志说，《伤痕））“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好就好在真”，“在真实性上向前迈进了可贵的一大步”；否定它的同志说，“《伤痕》的主要情节魁不真实的”，它的主人公“是一个违反生活真实的人物”，既肯定，又指出不足的同志则认为，《伤痕》所反映的生活故事和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基本上是真实的，但也有某些不真实或不够真实的地方，等等。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搞清楚的问题。本文就想由《伤痕》的讨论，谈一点看法。

真实及其效应:伤痕文学的文本策略和治愈机制——以《班主任》《伤痕》为例

在197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揭开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创伤,同时也揭开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第一幕。在伤痕文学中,刘心武第一次发出了类似于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此后,

为什么非得是《伤痕》?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造成社会轰动,也引发了新时期第一波势头强劲的文学思潮,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贯穿于后来的所谓"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之中,并弥散开去,为电影、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提供了素材和动力。而这股控诉文革创伤的文学思潮正是以《伤痕》的名字来命名的。"伤痕"书写影响如此深远,它几乎笼罩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以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唯一的文学主题就是文革。

从“伤痕”到“创伤”——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文革”创伤建构

"创伤"是社会建构的事物。在"文革"被建构为创伤的过程中,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伤痕》和《十年十癔》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伤痕》表现的是"文革"期间留下的"伤痕"及其修复,《十年十癔》则描摹了"文革"期间形成的"创伤",它无法修复且不断重返现实之中。从《伤痕》到《十年十癔》,八十年代文学圆满完成了对"文革"的创伤建构。

论《伤痕》中的声音景观

从古希腊开始,视觉与听觉一直被当作最主要的理性通道,在人类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占据极高的地位。柏拉图曾说过":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快感。"(1)然而,纵观美学发展史,"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认知思维导致人们对视觉的重视无以复加,而对听觉的研究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成为理论盲点。

论《伤痕》

2008将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及以之冠名的“伤痕文学”问世30周年的日子。30年，实在是不短了，它足以令一呱呱坠地的婴孩步入“而立”的成熟年岁。30年的历史间隔，不免让人生疑：那段历史还被人们记着吗？在我们民族的生命之河中“文革”留下的伤痕是否已然痊愈？当痛楚在岁月的深巷中被尘埃遮蔽与掩盖，

《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

初秋,酷热依旧,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摄制组来到上海,邀我配合拍摄一档叫作“见证伤痕文学”的电视节目。二十九年过去,许多往事恍如隔世,“若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以至于有时竟疑心起《伤痕》这样一篇如今静静地躺在文学史上,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已很少有人问津的短篇小说,当年是否真的出自我的手笔。也忍不住问:确曾有过“我”吗这样想,更感到《伤痕》能够问世,端赖于当年的众缘相助。于是,“因缘”两个字一时竟如秋夜满把清光,訇然泻满心头,久久徘徊不去。也就进一步想:历史,其实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君不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哪怕再小不过的一件事,动辄也会牵扯到成千上万的“因缘”有感于此,遂决定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几件与《伤痕》问世有着比较特别的因缘道来,以感谢和纪念那些曾为催生《伤痕》作出过特别贡献的师长和朋友,同时也给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点很可能是属于“野史”的资料吧。《伤痕》最初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责与我联络的编辑是当时的文艺部部委钟锡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时间是1978年4月上旬,地点是四号宿...

我推荐小说《伤痕》发表前后

1978年春季，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进校。按复旦大学各系的编号，中文系是“11”，第一批新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生，他们班的编号就是7711。当时，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7511的学生，三年级，正面临毕业。

文学习性、情感政治与两种“读者”的互动——重审《班主任》《伤痕》的发表过程

《班主任》和《伤痕》的发表标志着伤痕文学的涌现,而伤痕文学与改革政治的关系也系众所周知。我们可以尝试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中的基本政治机制--党群互动--来理解伤痕文学的发生与改革政治的生成。《班主任》和《伤痕》的写作、发表与经典化过程贯穿着党群互动的微观运作。这种微观运作以一种特殊的“文学习性”为主体性条件,这种文学习性表现为作家对政治变动高度敏感、深谙文学-政治的直接转换关系并自觉主动地扮演这一转换关系的中介;其具体运作过程则体现为以情感政治的方式生产包容性的“伤痕”情感,因而区别于苏联解冻文学中的疏离性的“解冻感”;最后,文学领域中的党群互动关系的重建,修复了作为制度的“读者”与作为群众的“读者”的代表性关系,这也是《班主任》《伤痕》产生广泛影响并得以经典化的基本条件。

厚积簿发 游刃有余——谈焦玲在话剧《伤痕》中对银杏角色的准确把握

从哀婉曲折、慷慨激越的京韵大鼓的演唱者，到声情并茂、蜚声关东歌坛的青年歌手，再到沉稳老练、游刃有余地塑造复杂人物性格的话剧演员，焦玲以她的勤奋、以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地完成了演艺事业的两次“转身”，真是难能可贵；

卢新华：写罢伤痕，写伤魂

官场小说一直是大众文学中的畅销门类，上世纪80年代末，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并热销后，“官场小说“成为出版界的一支新锐，其中《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系列的销量甚至突破了百万册。但是，在纯文学的视野里，官场小说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即使拥有再多读者，也进不了文学的正殿。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看过什么官场小说，除了最近出版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