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和隐逸叙事

功利主义政治的后果是通过暴力对身体实施全面的渗透 ,隐逸实践的起点是身体对暴力的抵抗。《伯夷列传》是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对隐逸实践的叙述 ,同时完成了有关隐逸叙事的语法规范的建构。在司马迁之后 。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伯夷列传》与正史隐士书写

《伯夷列传》是《史记》中非常独特的一篇人物传记,抛开史料的真实性、篇章结构以及语言表述上的特殊性,其文本内容在我国古代隐士书写传统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对我国古代隐士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居功至伟。《伯夷列传》对后代正史隐士传的设立具有开创之功,意义重大。在它的影响下,"二十六史"中的十九部正史均设立有明确成熟的隐士传,专门记载并探讨隐士之事,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史上重视隐士甚至尊重隐士的传统。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列传的三重意蕴

《伯夷列传》位列司马迁七十列传之首,此篇不同于其他列传体例,议论多于叙述,以议为主,它不仅是伯夷叔齐的传记,也是七十列传的绪论。作者司马迁发微阐幽,精审的史料选择展现了其作为史学家卓越的史识和史德,援诗入史和以议代叙的表现手法也凸显了其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悲情情怀,大量的议论叙述中彰显了他对至善的追寻。

怨? 怨! 怨?——《伯夷列传》的设问修辞与主旨辩证

《伯夷列传》是一篇奇特而难解的千古绝调。它是七十列传的发凡总序,它是淤积已久的愤懑的喷发,它是特立独行、表幽显微的宣言。其论题宏富情感沉郁语言隐曲,故主旨隐微难解,加之缺少一篇卒章显志的论赞,历代岐解纷呈,褒贬不一。韩愈《伯夷颂》可补论赞,《史记》其他篇章以及历代评论,都是解读该传不可或缺的资源和佐助。

从《伯夷列传》看司马迁的著史理念

《史记·伯夷列传》位居七十列传之首位,它的独特不仅在于其无序无赞的编写体例,更由于它所体现的司马迁的著史理念:彰显君子之名,欲做青云之士。

《伯夷列传》破体论

《史记》七十列传首篇《伯夷列传》突破常体,奇崛多姿。其体裁摆脱文体定法,似论似传似序,不可一概而谈;其附论结构跌宕回旋,前半部分通过“让国”事件领起,环环相牵,步步呼应,后半部分以孔子为中心,围绕孔子弟子、孔子言论二度展开,摇曳咏叹。破体行为与司马迁“尚义”“扶义”的著史动机有关,伟大人物以古观今,心生郁结,不免发出巨大困惑与现实叩问。

《史记·伯夷列传》笔法及夷齐事迹质疑考释

伯夷、叔齐两人因司马迁所著《伯夷列传》而为世人所熟知,但《伯夷列传》中的夷齐事迹较之前已有很大演变,文章的叙述笔法及夷齐事迹的阐释引起后世学者对夷齐两人让国后行为的质疑。通过分析《伯夷列传》中夷齐形象的叙述笔法,探讨后世学者对夷齐事迹的质疑及原因,使人们对夷齐有更充分的认识,能理性地看待夷齐故事的价值意义。

天道的是非——《史记·伯夷列传》刍议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凸显于他对天道之是非的探讨,尤其体现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他将《伯夷列传》置于列传首篇,以夷齐相让之事,彰显了理想政治应有的“贵让”精神,含蓄地回应了天命与政权鼎革关系的难题。他通过独特的行文章法,引出天与善恶报应的关系,明确质疑了天能够赏善罚恶的传统观念。在天道难以保证德福配称的现实处境中,司马迁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通过著书立言,褒善贬恶,以历史评判的方式对“天人之际”难题作出了解答。

《伯夷列传》中的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

几乎所有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涵有“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至于如何阐释这些理念,不同的文明采取不同的方式,中国文明主要采取刻诸青史的方式。中国文明这一阐释方式,最经典地体现在《史记》中,特别是体现在其间的《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一是问难苍天(“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问出了人间有无“公正”的问题;二是引言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引出了人生能否“永恒”的问题。“公正”使得“永恒”成为必要,而“永恒”又使得“公正”成为可能。司马迁所彰显的这种坚守“公正”理念和“永恒”理念的历史观,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思想,而且已泛化为一种体现着中国文明传统价值取向的文化精神。

《伯夷列传》何以居于《史记》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

含蕴深婉 环环相扣——读《伯夷列传》

【原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 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

《史记·伯夷列传》新解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相当引人注目的一篇,其位列篇首,以评论为主以及评述跳跃性等特点,引发很多学者关注。《伯夷列传》通篇夹叙夹议,若断若续,独特的章法结构使人难窥其旨,大有叶嘉莹先生所说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韵味。从文本出发,联系司马迁的生平遭际与抱负,解析文本中蕴含的"悲"与"惑",进而发现看似"乱章"之文的《伯夷列传》实际上是有两条主线并轨而行,这"乱"中隐藏了司马迁的理想和寄托,隐藏了他对美好道德品行的坚守与传播。

《史记·伯夷列传》成文考

伯夷叔齐形象的形成,经过一个“层累”的过程。《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形象,已与《论语》中的伯夷叔齐形象产生了较大的差距。经过研究,发现《伯夷列传》至少整合了“相让孤竹”“文王善老”“义不食周粟”等多个先秦不同学派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损益而整合为一说。不同的思想在争论的基础上不断融汇,丰满了伯夷叔齐的形象。

浅探《史记·伯夷列传》中的名与怨

《史记·伯夷列传》中有许多"名"、"怨"的讨论。本文旨在论证《伯夷列传》的名与怨。而此"名"不仅仅是简单的闻名,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思想,也是《史记·伯夷列传》的中心思想。

《伯夷列传》何以居于《史记》列传之首?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也是《史记》中的一篇奇文，在全书中占有“文眼”地位，切不可轻易读过。《伯夷列传》位居列传之首，并非仅仅是时间顺序上的安排。当时《诗经》学中有“四始”之说，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就记载了鲁诗的说法：“《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诗经》中每类诗的第一篇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如《毛诗大序》认为“四始”为“《诗》之至也”，齐诗更是在其中糅入阴阳五行、律历谶纬等内容。处于经学勃兴时代的司马迁，在安排《史记》篇目时，不能不对“始篇”格外重视。那么，为什么以《伯夷列传》作为列传之“始”呢？

司马迁对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史记·伯夷列传》为中心

《史记·伯夷列传》乃列传之纲领,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对德福关系问题的思考,其思考内容有二:其一,对殷周以来德福一致的思想观念和孔子德福无关的思想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二,提出了以立名为德行回报的德福关系观。

《史记》疑义辨正九则

《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和《老子韩非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文中有些常用词的特殊用法不易被正确理解和掌握。对这些词语进行考释辨正,得其确诂,对正确理解《史记》很有帮助。

不求有名 但求有成

司马迁写《史记》，在《伯夷列传》中，特别引用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意思是说，一个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后，历史上无名，默默无闻，与草木同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