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记》在英语世界的流传与研究

本研究对丝路典籍《佛国记》译本进行整理与考证,采用全球史研究的视角,将《佛国记》在英语世界的流传分为两个区域来审视,不仅呈现了主要译本的基本特征和相关评述,而且描述了行记知识传播的面向和译者对知识的建构与重构。本研究对译本流传的开放性、多视角解读,能为典籍英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浅议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佛国记》译本

本文由简要介绍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原文入手,点明这部纪实性巨著的多重价值,然后概括提到并比较了目前它的各种注译本,以此引出了西方学术界提到和使用最多的理雅各译本,接着援引具体例子,从值得关注的长篇序言、忠实严谨的正文翻译和详尽深入的评论注释三个方面分析了理雅各译本的鲜明特点,同时探讨了译本存在的两个问题,最后总结理雅各译本的贡献。

法显《佛国记》中的苦难叙事

法显《佛国记》中蕴含着较为明显的苦难叙事。该书描写险恶的海陆地理环境,展示旅行者身为佛教徒的坚韧和虔诚,渲染游方沙门作为异乡人的思归情结,讲说高僧深受菩萨佑护的现世灵验,追记佛本生故事和佛门圣人事迹,共同彰显出了苦难叙事的主题和内涵。作为一种史学文本,《佛国记》中的苦难叙事不仅纯属必然,而且优于其它僧人行记。作为一种颇具宗教意蕴和文学价值的旅行笔记,《佛国记》中的苦难叙事不仅存在着虚饰、神化、想象乃至夸张的可能性,而且大体吸收并且超越了前代史传文学的常规写法。借助苦难叙事,《佛国记》塑造了主人公作为高僧、旅行者以及探险家的高大形象,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崇高之美。

竺法维及其《佛国记》探赜

竺法维为东晋刘宋间高昌或凉州沙门,大致与支僧载、释法显等人处于同一时代,曾与释僧表结伴前往佛国巡礼,回归之后又活动于建康一带。竺法维有异于竺法雅、竺法护、释法显等三位僧人,竺氏撰著《佛国记》曾别行于世,可谓中古屈指可数的佛教行记之一。该书在唐代即佚,历代史志未见著录,佛教经录亦未提及,今存佚文数则,有岑仲勉辑本。检读其佚文,可见竺著《佛国记》不仅史学价值与宗教价值兼具,而且可与晋唐大多数僧人行记相互参证,呈现出比较重要的学术内涵。兹试图对竺氏及其撰著进行探赜,希冀给予后学以西域研究和佛教文化研究之用。

从《佛国记》的断句和航海病辨法显“航渡美洲”

法显《佛国记》中的一句应断成"如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而非"如是九十日许……"。慧皎《高僧传·法显传》说的"十余日"可为旁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驾木帆船横渡太平洋到达美洲的。还有,如果航期长达九十来天,在当时船员势必患航海病—坏血病并死人。但法显一行健康无恙,这也可佐证他们没航行这么久没去美洲。

《佛国记》所载弥勒信仰考论

弥勒集释迦弟子、菩萨、未来佛为一身,弥勒信仰在佛教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东晋法显西行求法之前,弥勒信仰在汉地已经有了一定流传。通过法显《佛国记》中多处有关弥勒信仰的记载,可以了解西域及古印度各地弥勒信仰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这在印度相关材料缺失的情况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比较汉地流传的与《佛国记》中所记弥勒信仰的异同,也可以展现中国佛教的独特面貌。

李荣熙、杨宪益的《佛国记》英译本疑点考释

李荣熙居士的翻译对汉语佛经外译有借鉴意义。文本考据显示,李居士的翻译生涯起自1937年,一甲子以来译作众多。具名出版的《佛国记》英译有二: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佛国记》,1957年);The Journey of the Eminent Monk Faxian(《高僧法显传》,2002年)。传言为杨宪益先生翻译的1956年版《佛国记》节译,经过基于语料库的译者身份识别与判定实验,实为李居士所译;传言为杨先生所译的1986年版《佛国记》节译,查无实证。

法显《佛国记》所载西、北天竺诸国佛教情况考析

一、绪言 《佛国记》的内容，依照法显的行程，可以分为五大部分：即①由长安出发至沙河记游；②西域记游；③天竺记游；④师子国记游；⑤归国航路记游。其中天竺记游是《佛国记》的主体、重心。在古代，一般习惯将天竺区分为北、西、中、东、南五天竺。法显（约337～约422）在他的行程中，没有到达南天竺。他首先进入北天竺，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佛国记》译本价值简述

法显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僧人,他为了弥补汉地经律的残缺而西行求法,在这个过程中历经千辛万苦而最终得以携经东还,并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名曰《佛国记》。《佛国记》一书,详细介绍了法显游历西域的经过,记录了当时中南亚一些国家的民风、民情以及佛教发展情况,极具史料价值。

《佛国记》中的西域物质文化词语探析

古代往来丝绸之路弘法的僧人对于中原地区与西域,以及南亚次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后,晋唐僧侣在西域、中原间的频繁往来使得中原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僧侣以笔墨记载大大地拓展了中原民众对于西域地理、文化、习俗的认知。在他们东来西往的过程中,也促进了不同物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传播。

《佛国记》英译及文化西传之旅中的“他者”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是我国首位从陆上丝绸之路西行至天竺求法、又顺海上丝绸之路归国译经的高僧法显所著的佛学地理类典籍,最早记述了中印两国佛教及陆海交通的情况,也是最早被翻译成英语的中国古代高僧西行求法的游记,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极佳例证。本文基于1848-1923年间目的语译者的6个英译本,从他者能动性考察英译特色,探究他者受限性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从而为当下典籍外译提供些许借鉴与思考。

法显《佛国记》的海外译介及英译史探究

东晋高僧法显（约342-约423）是我国第一位游历陆海丝绸之路的求法僧人。

《佛国记·摩诃毗诃罗精舍》今译推敲及其内容的历史蕴涵

对古代佛教典籍的今译,首先要注意对典籍文本结构的整体宏观把握,包括大至章节的解析,小到自然段的划分。但今译更为基础的工作,是看一字一句,也就是字义、词义、句义和文义的翻译。此外,亦应注意译文的风格、气氛,与原文保持一致。针对这些,本文都以《佛国记·摩诃毗诃罗精舍》的今译进行了推敲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更指出了《佛国记》这段文字的三点历史蕴涵的深刻启示。

法显与《佛国记》

在中国的佛教史上，法显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以65岁的高龄开始西行，历时13年的时间，以坚定的意志和独一无二的胆略、智慧征服了丝绸之路，成为第一个到达印度取经的中国人；他所撰写的游记《佛国记》，开创了中国游记体文学的先河，为人类研究古代世界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同时也是古代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旅行家、探险家，这在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又远远地超出了宗教以外。

中国留学教育的时代剪影

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长卷,不乏先贤漂洋出海游历求知的身影。早在东晋时期,东显法师为求得经律,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历时14年,终得偿所愿,并完成了举世瞩目的著作《佛国记》,成为一部汇集南亚东南亚各国地理、历史、文化、社会、宗教之大成的杰作,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鲁迅杂文中的典故(三则)

一、“舍身求法”的高僧法显 影印本《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二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六册的后半，是鲁迅手抄的《法显传》。此书又有《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行传》等书名，是一部著名的佛教史文献，据说即出于法显大和尚本人之手，作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距今整整一千六百年。

近三十年来法显研究简述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他历经万险，西行到达印度，取经译经，又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有《法显传》（又名《佛国记》）。由于王邦维《法显与法显传：研究史的考察》已经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国内外法显及《法显传》研究进行了系统地回顾和展望，为避免重复，本文拟从近30年来对法显的生平、西行求法活动、

“五天竺”“国—城—村”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印度社会研究

“五天竺”或“五印度”不是印度人的固有概念,而是中国古代求法僧所创制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概念。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都用“国”“城”“村”这样的汉语概念来分析“五天竺”各国的社会结构层面,成为我国古代印度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佛学为中心的独特的古代印度研究。在“印度人无历史”的情况下,中国求法僧以其真实可靠的观察记述填补了公元5至7世纪印度历史记述的空白,作为信史的价值远远超过此前希腊人的那些道听途说、走马观花的印度记述。以“五天竺”及“国”“城”“村”概念对印度社会加以分析,至今仍不失其社会学方法论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