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家”:鲁迅不愿触碰的心灵之痛——“《日记》中的鲁迅”研究系列之一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作为一个“人之子”,鲁迅的情感世界又是极其复杂的。由于“为族人所迫”而卖掉了祖居的“老屋”,他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八道湾”内的“兄弟失和”,又使他有家难回、情难以堪。他曾试图通过《语丝》这一对话平台,去极力挽救已经破裂了的手足之情,但对方的冷漠却一再令他失望。难以承受的精神苦痛,使鲁迅的身心都受到沉重打击,并曾一度萌生“自杀”和“出世”的绝望情绪。处于这种“彷徨于无地”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故乡”和“家”成为了鲁迅最不愿去触碰的心灵之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体验又大大强化了其思想深度,最终铸就了他那“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与“独自远行”的坚强人格。

经济易位与文化易势:半殖民体验下的鲁迅“故乡”重释

鲁迅的“故乡”书写,是学界讨论五四启蒙精神现代性的重要文本,这种讨论明显偏向了当时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半封建”与“反封建”一面。重读鲁迅“故乡”,会发现其对故乡的现实性描绘,也体现出了“半殖民”的一面:半殖民经济的入侵导致了农村经济破产,经济拮据、生存困难的农民无法回应知识分子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启蒙号召,因此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理想与农民的现实需求之间的异相,导致了启蒙神话及文化西方策略在农村世界的破产。鲁迅笔下的故乡景象和乡民群像无不投射出半殖民现实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的深重影响。

促进乡村振兴的日本故乡税:制度逻辑与模式借鉴

故乡税是日本特有的税收制度,其本质上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型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在日本乡村振兴中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故乡税通过给予个人纳税的抵扣优惠和受捐地方的家乡赠礼的方式激励捐税人自愿参与故乡税的制度运行,产生改善地方财政状况、促进产业发展、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及唤醒城乡人文联系等外溢效应。我国不存在借鉴日本故乡税的法律障碍,并且以我国现有的公益慈善捐赠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为基础,通过允许捐赠人向政府捐赠,并增强受捐地方在受捐中的能动性,可以探索并构建财政转移支付个人中心模式的本土化,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元宇宙博物馆:探寻文物故乡的数字之旅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突飞猛进,元宇宙博物馆开始被提上日程。元宇宙博物馆建设的根基是馆藏的文物,发展的技术手段是元宇宙技术,建设的目的是打造文物故乡。文物故乡将为参观者创造完全沉浸式的虚拟场景。元宇宙博物馆将是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革命,交互式叙事、沉浸式体验、共情式传播、开放式共享、协同式共建是元宇宙博物馆的五个主要特征。文物数字信息采集、文物故乡场景打造、文物展陈方式转变、反哺实体博物馆的完善、保持与数字技术同步融合是建设元宇宙博物馆的基本路径。

湿地视域下的故乡叙事北乔小说集《尖叫的河》述评

人类科学认识湿地的生态价值还不足百年,中国有意识的湿地书写尚处于起步阶段。当代作家北乔的短篇小说集《尖叫的河》,聚焦中国唯一的滨海类湿地世界自然遗产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通过对儿童、河流、动物、女性、生命意识等不同主题的“异质同构”,再现了故乡朱家湾人与自然复杂的共生关系,并通过“尖叫的河”“芦苇”“杀人的刀”等“赋魅”意象,深度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意蕴。北乔聚焦湿地故乡的小说创作,为正在生长中的湿地文艺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样本。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乡情叙事里的人性探幽——评废斯人的新书《故乡志》

阅读90后黄冈作家废斯人的乡土文学作品《故乡志》,不由得让人想起同为黄冈人的“京派”著名作家废名的代表作《竹林的故事》。浓浓的故乡情、时不时闪出的意识流、平凡小人物的悲苦哀愁,让两个相隔90多年的作家在作品里用灵魂与情感遥相呼应。只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流派不断推陈出新,废斯人的作品更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容量、直视人性的勇气和烛照阴暗的温度。这也许是他的老前辈颇为惊讶并深感欣慰的。

带你回故乡:食物唤醒了“地方”的记忆?——基于脱域机制和媒介地理的分析

地方记忆和情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经典话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媒体社交平台,构建出与实体空间不同的虚拟空间,为地方记忆和情感寄托提供新的载体。文章基于脱域机制和媒介地理相关理论,以《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字幕、弹幕和评论数据,探析“数实融合”背景下地方记忆被唤醒的过程。结果表明:1)字幕的主题词包括故乡、食物、味道、生活等,弹幕和评论中的核心节点包括食物、故乡、味道等,与其他节点共同构建语义网络;2)纪录片通过数字媒介平台唤醒观众的地方情感记忆,建构了承载饮食实践和地方归属感的社会文化空间;3)数字媒介为观众提供了新的互动平台,消解了实体空间对交流方式的地域限制,实现身体缺场和精神在场的共存,缩短了人与故乡的情感距离。

引爆点理论下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出圈探析——以《故乡,别来无恙》为例

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浪潮的兴起,都市女性群像剧不断涌现,《故乡,别来无恙》在网络平台迅速出圈。从引爆点理论来看,该剧基于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法则和环境威力法则,凭借题材创新、情感搭建和温暖表达,从一众剧集中脱颖而出,为都市女性群像剧的出圈传播提供了一条实践推广路径。

媒介供给与文化记忆: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醒狮意象与故乡情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众媒介的有效结合,能够传承故乡记忆、增强社会凝聚力。醒狮作为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是粤籍移民思乡之情的具象表征,其通过黄飞鸿电影为人们展现出记忆中的故乡影像。随着时代的发展,醒狮意象从具象民俗沦为奇观展演,再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折射出故乡情结由显至隐,最终升华至家国之思的转变。在故乡记忆与故乡情结显隐的过程中,电影这一媒介的作用从展演故乡影像发展为建构影像故乡,观众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主体能动性,故乡意象的达成有赖于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流动协商。

我想把故乡告诉世界,把秦岭告诉世界——在“贾平凹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摘要)

我是十九岁离开了这里去的西安,在西安上学、工作和写作。在我早年写作的时候,我想把我的故乡告诉给世界,想把秦岭告诉给世界,让世界知道有个商洛,商洛在秦岭之中。秦岭是中国版图的中心,提携着长江黄河,统领着南方北方,是一座最伟大的山,也是最中国的山。年轻的时候,自己意气风发,写着商洛写着秦岭,也想着以此出人头地、成名成家。事情的发展也是如此,自己成了作家,天下也都知道了秦岭,知道了秦岭中的商洛。

进化与退化的思想缠斗——《故乡》代际关系的审美趣味解读

代际是《故乡》着意刻画的主题之一。鲁迅在探讨代际关系时,将代际回旋视为传统与现代交织进程中生发的现实困境来源和自身作为“启蒙者”面临的思想斗争导索。鲁迅借由隐喻的方式,用可悲的“厚障壁”昭示对陷入代际回旋的无力,用残存的“一气”寄寓对打破代际禁锢的希望,二者交叠牵绊的内里因素最终指向理想与现实的真实落差及进化与退化的思想缠斗。

融媒时代的典型人物报道何以打动人心

融媒时代,信息流动的速度与广度前所未有,汇聚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可实现内容的跨平台传播。即使媒体环境千变万化,典型人物报道打动人心的根本不能变。在实践中,媒体人应立足时代前沿,既重“深度”又有“温度”,积极传递故事的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借助融媒体的优势,打造更加鲜活的典型人物形象,讲述愈加动人的新时代故事。本文聚焦于融媒时代如何做好打动人心的典型人物报道,提出了深挖时代典型、叙事主体交接、升级报道形式、传播渠道多元四大举措。

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复出后,故乡记忆就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是如此。中断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说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强调:在1980年,汪曾祺以连续性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

地缘文化视野下中国电影的故乡及他乡描写

电影诞生以来,即包括地缘文化的相关书写,但地缘文化作为系统的研究视角,却在晚近阶段才出现。从地缘文化看中国电影的空间生成,不难发现“故乡”“他乡”已逐渐成为新生代创作者主要的描写标的。就故乡而言,陌生化的地缘处理,依从于“我性”,反映创作者深刻的文化洞察;就他乡而言,“我性”的投射亦组构出“故乡—他乡”的空间辩证关系。如今,无论故乡抑或他乡描写,皆呈现疏离倾向,此倾向反映了当代创作者世界意识的外拓。

经典化视域下《故乡》在日本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1927年鲁迅短篇小说《故乡》正式走入日本,而后诞生了60余个日译本,通过对《故乡》的17位日本译者及其译本的历时性梳理与考察,结合经典化理论提出:佐藤春夫作为“发现人”奠定了《故乡》的经典化基础;以小田嶽夫、竹内好、增田涉为代表的日本文学团体成员的批评与译介形成了建构经典的重要力量;1953年《故乡》走入日本国语教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性和更高的认可度。经过1927年至2009年译介的持续与传承也带来了多样化的译本与出版物,由此获得了不同读者群体的响应,以译者理解与推荐为首的内部因素与以读者反应为首的外部因素协同作用,共同成就了《故乡》作为翻译文学经典的理想建构模式。

“遨游何必故乡邪”:诸葛亮故乡观念与出仕选择探析

“遨游何必故乡邪”语境关涉汉末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归乡出仕的态度,而在三国鼎峙的时代背景之下,鱼豢等曹魏史家对于蜀汉史的叙述常隐含着一定政治敌意,甚至有时会存在误导性虚构。诸葛亮规劝游学好友孟建勿北归家乡仕魏之缘由并非因其故乡情感淡薄或不敢与曹魏士大夫竞争。事实上,诸葛深受故乡文化影响,其政治立场与曹操、刘表等人存在冲突,故而最终选择追随共同政治目标的汉室宗亲刘备出仕。

百年乡愁的学术表达——读《故乡记忆:晚清以来中西部村落文化变迁》

《故乡记忆:晚清以来中西部村落文化变迁》一书在研究主题上聚焦长时段中村落文化共同体的演变,在研究视角上立足历史变动中的“国家—民间”互动关系,在叙事结构上展现了宏观解析与微观呈现相结合,在史料利用上突出了传统史料与历史田野的结合,有效探讨了晚清以来中西部村落的文化变迁历程,铭记了基于村落变迁形成共同记忆的文化乡愁,可谓百年乡愁的学术表达。

故乡的夜晚

静坐在书桌前,望着天空若隐若现的星星,浓浓的乡愁又涌上心头,让我不由得想起大山里的故乡,想起童年的故乡那一个个美丽的夜晚。春夜是最清新的。天空像洗刷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月亮高挂在天空,如同一盏大灯笼,把大山照耀得如同白昼,一座连着一座的山峰,在月夜里巍然耸立。带着泥土清香的春风像醉了似的,吹散了云天,吹醒了树木,吹绿了大地,也吹醒了各种小动物。

《故乡》中的文化批判与人性探索——社会变迁与个体命运交织视角下的剖析

鲁迅的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时代精神的镜鉴,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封建迈向现代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挣扎。作为语文教材中的经典选篇,《故乡》不仅是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一扇窗口,也为思考文学与社会、个体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视角和重要的资源。鲁迅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的细致描绘,精妙地将文化批判寓于人性探索之中,展现了个体在社会剧变面前的脆弱与坚韧,以及人性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复杂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