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人奇遇》:梁启超的翻译缘由与对中国政治小说的影响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小说的最早创作者,深受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1898年率先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了自己并未署名的译作《佳人奇遇》。文章立足于政治小说得以翻译的原初语境,考察了梁启超翻译柴四郎《佳人奇遇》的偶然和必然因素,并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辩论风气的形成等两个维度,初步探讨了《佳人奇遇》对于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影响。

简论东海散士及其代表作《佳人奇遇》

东海散士是日本明治年间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小说作家。他作为藩士后代,经历了亡国之恨的悲痛;他两次长时间游历国外,视野开阔。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国粹主义色彩,主张国权胜于民权。《佳人奇遇》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在东、西方世界冲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政治改革的阔大背景中,以“救亡”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出路,审视日本现实。在艺术表现上,《佳人奇遇》最突出的特点是华丽高雅的汉文体和诗化倾向。

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中对原文进行改写的部分很多。通过对译文与原文进行对比,可以把译文中较为明显和突出的改写大致分成三类:对时政议论的改写、对人物形象的改写及对不符合中国传统女性伦理与礼仪内容的改写。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该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因素对这些改写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当时各种意识形态影响下梁启超对译本进行改写的原因和必然性。

从《佳人奇遇》看梁启超的小说翻译观

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小说翻译观的意识形态特征明显。他选取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进行翻译,其目的是要借助政治小说之力来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将外国政治小说中所宣扬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主张引入中国,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本文试图通过论述梁启超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的目的和动机,阐释其小说翻译观,并揭示这种翻译观的启蒙现代性意义。

“西方曙光降临”后的中国元素：一位中国学者眼中的日本现代文学（英文）

每个外国文学的读者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两国文学的比较。这是因为在试图解读一位外国作家或探寻那个国家的文学传统特质时,谁都无法避免透过自己文化背景这个镜片来观察和理解世界。西方最著名的日本文学学者唐纳德·金著有《迎来西方的曙光:日本文学史现代卷》一书,该书的书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此书名不仅点明了贯穿该书的主题,而且宣示了该书陈述的是一位“蓝眼睛的太郎冠者”的观点。本文拟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日本文学——一个中国学者的视角。本文重点考察柴四朗的明治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太宰治的小说《惜别》和志贺直哉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之间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却都包含了广义上的中国元素。我希望通过一个中国学者对这些作品中中国元素的考察对西方学者广为接受的某些观点提出挑战。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选刊

一、未竟的翻译与新小说的未来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在《清议报》停止连载他翻译的《佳人奇遇》。1898年10月,年轻改良派梁启超搭乘一艘开往广岛的日本军舰。舰长给他一部题为《佳人之奇遇》的书(1885-1897,共八册),这是柴四郎(1852-1922)创作,十年前风靡日本的政治小说。梁启超兴奋不已,据说在船上就开始着手翻译。梁启超与流亡在外的同侪合力完成第一册译本,题为《佳人奇遇》。译作于数月后刊登于《清议报》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