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俄国19世纪中期的“纯艺术”论之争

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俄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文学界展开了对艺术功能的论争,继承了别林斯基思想的现实主义派主张发扬果戈理的“暴露”传统,让艺术服务于社会,而唯美派站在“纯艺术”论立场上主张发扬普希金的诗意传统,打造“为艺术的艺术”。这场论争以《现代人》《读书文库》《俄国导报》《时代》等主流杂志为阵地,自50年代中期延续到60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场论争一方面促进了俄国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提升了俄国文学的艺术品格,并为后来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和形式主义理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及与之相关的两场论争

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杂志最紧密的合作期长达近15年。其间他从初登文坛到最终成为继果戈理之后1850年代文学盟主,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现代人》上,且他参与该杂志之深远不是以所发表作品数量就可论断的。他因《前夜》与《现代人》杂志论争直至决裂的事件之后,《父与子》的发表,又在《现代人》与《俄国言论》《俄国导报》等杂志中间引起激烈争论。而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成为俄国思想史上关于虚无主义问题的论争,进而成为俄国社会政治领域讨论俄国道路的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生涯里,卡特科夫的作用不容小觑。作家从1860年代与之争论开始,到1880年在普希金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惺惺相惜,期间走过了一段争论与合作的时期。全文通过两方面揭示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意义:即1860年代卡特科夫与作家在《现代人》问题、"女性解放"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则是两人关于《罪与罚》和《群魔》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争论。文章认为:卡特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总体来说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倾向上的一致。这一点是此前陀学研究较少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