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看我国知识产权法如何入典

成文法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法典编纂活动是人类持续了几个世纪的追求。2006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知识产权部分,在内容、结构、立法技术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成为世界知识产权法典化史上里程碑式的立法成果。时值我国第五次民法典编纂,文章通过分析《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的内容、结构、立法技术等方面的特点,建议充分运用这笔宝贵财富,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借鉴其富有价值的经验和不足,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法科学合理、快速有效入典的目标顺利实现。

从所有权法向物权法的转型——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为向度

自"前苏联解体"20多年以来,俄罗斯物权立法逐渐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物权观念,不断地向着传统物权法的类型与体系回归。通过渐次的多级转换,俄罗斯物权立法从"所有权中心主义的物权立法"向"他物权日益凸显的物权立法"转化。近年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的实施使之具有了与大陆法系之德国法传统的物权法相类似的体系特征。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三卷)

(2014年文本)第六编国际私法第六十六章一般规定第1186条有外国人参加的或含有其他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准据法的确定1.有外国公民或外国法人参加的或具有其他涉外因素的民事法律关系,包括民事权利的客体处于外国的情形,其准据法根据俄罗斯联邦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本法典、其他法律(第3条第2款)以及俄罗斯联邦认可的惯例确定。国际商事仲裁庭确定准据法之特殊性,由国际商事仲裁法规定。

私法理念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的复兴及其启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俄罗斯推行的社会经济改革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确认自然理性和权利思想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确立的民法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具体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凸现了俄罗斯联邦民法的私法精神。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今天,有必要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作更为全面、科学和切合历史的理解,把关注的视角投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生成的历史轨迹,真正揭示出最能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本质特征之所在,从而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科学的思路与深邃的启迪。

我国“民商合一"立法借鉴的新选择——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出的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新的一部民法典,也是融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于一体的民商合一法典。根据该法典中大量的商事规范分析这种民商合一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缺点,就我国来说,应该对我国民商立法有借鉴意义,我国民商立法问题应从宏观统筹的高度解决, 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道路。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现实性与现代性评析

俄罗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制定了一部具备现实性与现代性的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关于民事主体制度的规定,充分体现了私法精神的回归和俄罗斯转轨时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没有将抵押规定在物权之中,而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担保方式与人的担保并列归入债法是符合现代各国立法趋势的,充分体现了俄罗斯物权立法的现代性。

继承与超越——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的单一制企业经营权与业务管理权

俄罗斯民法典中的经营权与业务管理权的规定,是对传统国有企业经营权理论的继承,但随着私有化运动的进行,其使用范围也在缩减,形成了在国有企业与私有化以后的公司企业上,企业财产制度解释与建构工具方面的显著区别,这为我国的企业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与启示。

姜万荣副部长会见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副部长斯塔西斯恩并出席中俄城市规划建设圆桌会议

第八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姜万荣在哈尔滨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建设、住房和公用事业部副部长斯塔西斯恩一行,就推进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建设和城市发展分委会合作进行交流。双方共同出席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俄罗斯联邦国家空间规划研究设计院联合主办的中俄城市规划建设圆桌会议,并发表致辞。

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考察与制度完善

大数据时代,为充分保障个人的信息安全,我国相继施行的《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考察相关规则的司法适用,发现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界定不清、损害赔偿威慑作用不足、公益诉讼制度效用未充分发挥、“知情—同意”标准不一且流于形式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构建可识别的场景化模式界定个人信息,引入情境脉络完整性理论判定隐私,审慎引入惩罚性赔偿,明晰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构建“国家—行业—平台”三层规则体系实现实质同意,全面保护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1014条(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评注

《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不得非法侵害,是姓名权、名称权的消极防御权能,其与《民法典》第1012条、第1013条规定的姓名权、名称权的积极权能,共同构成现行法律体系下关于姓名权、名称权权能的一般规定。对于涉及姓名权、名称权消极权能的法律纠纷,在其他法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没有具体规定时,应回溯到本条作为规范依据。本条在立法技术上采具体列举+概括规定的方式,既明确了应予禁止的典型侵害行为,也将那些尚不足以预先概括其事实构成的侵害行为纳入现行法调整范围,从而使制定法能够跟得上社会发展而为姓名权、名称权提供充分保护。主张本条规定的典型侵害行为及其他侵害行为的权利人负有证明责任,需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干涉、盗用和假冒等行为,若权利人不能证明或提供的证据前后矛盾等,则要承担不利后果。

养老保障视域下《民法典》赡养义务体系化之论

《民法典》使赡养义务体系化,但相关解释论的缺失影响了赡养义务功能的实现。为此,需要根植法律体系、立足社会现实,构建赡养义务体系解释论。以生存保障功能为起点,经由实践演进、理论沿革与条文修改,总则性赡养义务条款发展出全面性内涵。将赡养理解为全面性赡养,是《民法典》赡养义务实质体系化的基础。以合理性与可行性为考量,需要界分法律性赡养与道德性赡养,且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强制性赡养义务应被限制为物质性赡养。而在以被赡养人为中心的理念下,孙子女、外孙子女赡养义务虽属次生补位性质的义务,但其履行基准不宜与子女赡养义务有所区分。有关丧偶儿媳、女婿赡养义务的条款属于权利取得条款,具有激励性、倡导性作用,其伦理基础是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形成的家庭性、道德性关系,因而其要件不宜限定为物质性要素,而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赡养、精神性赡养、照料、保护等要素。

中国民法典评注:理论基础与愿景使命

当代对于大陆法系产生深远影响的法律评注兴起于德国。典型的法律评注作品根据法典的结构和顺序展开法律的逐条评释,以解释说明现行法及其适用为目的。与此不同,法学教科书以阐述法学基本原理为宗旨,侧重学术讨论;立法释义书以说明立法目的为主,但缺少司法裁判规则的整理和归纳。一部理想的法律评注,应当汇集和整合制定法、法学理论和司法裁判,体系地反映现行法的状况。法律评注与法教义学具有同构共生的关系,是法教义学的重要载体。法律评注比法教义学更加依赖实证法,当代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编撰中国民法典评注应当融合法教义学与司法实务,注重体系思维与论题思维的互补。民法典评注的完成,将对我国民法教学事业和民法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时代,法律评注在专业分析、知识创新、价值判断等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暂时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知识产权客体兜底规范的内在关系及适用逻辑——以《民法典》第123条与《著作权法》第3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的立法取向秉持法定主义立场,而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规范选择却经历了由“作品类型法定”到“作品类型开放”的重大转变,致使两法客观呈现权利客体类型开放与封闭的立法模式差异。实践中应揭示这种假性矛盾的本质,厘清私权部门种属概念间错位类比的逻辑误区,明确过渡性知识产权基本规范对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特殊性问题的解释缺失,以《民法典》与《著作权法》之间互为“表里”的“隔代”调适关系为逻辑基础,支撑知识产权客体相关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实践展开。即以作品类型扩张的现实表现和法律解释经验为起点,以民事私权的价值理念为根基,秉持审慎开放、体系化解释和司法确认优先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依照知识产权权属定位、著作权权属定位、作品类型定位的逻辑层次,在权利客体兜底款项启用时严格把握相对开放的审慎裁判思路。

法治新闻短视频发展策略探析——以《民法典》报道为例

在新媒体时代,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行法治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推动法治新闻良性发展的重要策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对《民法典》进行综合性新闻报道是法治新闻短视频化发展的典型代表。法治新闻短视频具有传播平台多样化、传播内容场景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等优势,但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对《民法典》进行报道时也存在着互动性差、同质化强、联动性弱等不足,这要求法治短视频明确选题,紧密贴合用户,营造特色,丰富内容形式,去粗存精,提升信息密度,构建场景,优化用户体验,不断提升法治新闻短视频的社会影响力。

民法典实施过程中的婚检备案审查疑难问题研究

主持人语:自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12月听取《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以来,备案审查工作报告机制在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化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基于这些制度发展,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近几年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法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同时,《民法典》自2020年颁布实施以来,也出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比如,针对现行《母婴保健法》与《婚姻登记条例》围绕当事人结婚时是否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存在的规范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出,将“与国务院有关部门沟通,推动根据民法典精神适时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但迄今为止,“民法典精神”究竟是什么,又如何“统筹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依然并不明确,需要开展深入研究。

《民法典》动产与权利担保制度的商法属性解释论

《民法典》第388条对功能主义担保立法模式的引入,使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具有了较为鲜明的商法属性。但囿于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其商事元素大多隐藏在民事规范之下,不得彰显。现行担保体系对商事担保的特殊性及商事交易实践需求不能及时作出回应,对商事交易实践造成影响。故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需通过法律适用在实质上实现一般化一体规制,特殊化区分规制的立场。对此,商法视角的引入极为必要。商事担保以效益优先为价值理念,以功能主义为底层逻辑,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更多的商事元素。利用区分原则,对担保体系中的民商事担保规范进行区分、整合,以形成担保体系“形式民商合一,实质统分结合”的体例。同时,商法思维的适用应兼顾商事规范的个性及民事规范的稳定,从而对动产和权利统一担保体系的商法属性作出回应,以期促进商事金融的发展创新。

《民法典》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范分析与实施路径

《民法典》补全老年人行为能力,为老年人从家庭生活进入到社会生活提供基础性保护,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有效手段,标志着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基础性,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基本前提,《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在《民法典》的基础上,结合老年人的其他合法权益,将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有关规定予以落实,以实现对老年人的特别保护。但《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非简单的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一方面《民法典》为老年人权益保障“奠基”,即为老年人重新进入社会提供基本法律条件,同时从民事生活的角度为老年人提供权利保障,另一方面,《民法典》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其他法律协力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为老年人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提供保障,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对于《民法典》中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规定,还须加强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并有待行政法、司法解释等对其进行细化规定,老年人权益保障要求行政机关的积极作为,还需要在程序法上设置与弱势群体相配套的行权“轨道”。

《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在学校文体活动中的适用困境及其纾解——基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明确了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在促进社会文明、鼓励文体产业发展并合理分配由此产生的责任方面实现了中国式科学立法。但在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可能产生的伤害事故中,自甘风险规则的4个适用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消极要件)都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与问题。因此,需要对发生在学校视域内的自甘风险相关司法实践进行类型化讨论,并从解释论层面给出尽可能符合立法原意和各方利益需求的纾解答案。此外,学校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符合《民法典》的要求,做好证据固定工作,并完善以保险为核心的多元化损害赔偿分担机制。

普遍服务义务及其私法实现——兼论《民法典》第494条内蕴的公法与私法关系

《民法典》第494条规定了三种强制缔约方式,其第2款为落实普遍服务义务最重要的私法措施。普遍服务义务的性质为最终由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行政给付义务,并非市场主体的义务。其正当性源于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对“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的新要求、因国家职能变迁而兴起的“担保国家”观念、部分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属性等。普遍服务义务的设置需厘定公私畛域,防范企业不当扩张自然垄断的范围,从而阻碍市场化进程。依我国现行法,特定企业承担的普遍服务义务为法定义务,并非其社会责任。我国有必要承认间接强制缔约理论,在所有公共事业领域类推适用电力、电信和邮政领域的普遍服务规范。普遍服务的义务人应获得基金补贴,而不应通过其业务获得交叉补贴。普遍服务义务的实现程度受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双重限制,故强制要约义务原则上不宜强制履行;在强制承诺时,相对人的要约必须合理。违反强制承诺义务的,义务人应承担缔约义务,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