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萝塔·肯杰尔扎沃斯卡电影中的家园主题——以《明天会更好》《我是》《候鸟》为中心

独立电影人多萝塔·肯杰尔扎沃斯卡是波兰少壮派女导演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20世纪90年代最优秀的女性作者导演之一。多萝塔电影最明显的特征,是对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关注,她的镜头聚焦在女性和孩童的身上,细腻地刻画出他们的孤独、苦难和坚韧。作为相对弱势的流浪儿童群体,他们观看生活的视角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就与有着美满家庭、幸福童年的孩子大为不同,＂家园＂与幸福是他们所不拥有但又极度渴望的彼岸之物。

《候鸟》:叩访哥伦比亚被遮蔽的历史

哥伦比亚导演西罗·格拉与克里斯蒂娜·加列戈联合执导的电影《候鸟》,通过挖掘边缘人物的沉默话语,重构了该国毒品贸易史的源起,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版本”叙事进行了颠覆。与此同时,影片召唤哥伦比亚人的集体记忆,关注民众的精神成长,探讨了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疗愈文化创伤、建构新的民族认同的可能。电影带有实践新历史主义的色彩,反映出导演将电影艺术视为构建历史的能动力量的创作理念。

儿童视角下的叙事——论西西小说《候鸟》的艺术特色

西西自传体小说《候鸟》采用儿童视角,叙写了林素素一家为躲避战乱迁往香港的故事,其叙事结构具有细节化和碎片化的特征,语言具有鲜明的儿童化特色。儿童视角下的叙事态度较为平静,却蕴含了一种悲悯情怀。若借卡尔维诺所述的“轻逸”而观之,儿童视角下的语言和感受尽管表面“轻逸”,但它却表现了历史之沉重,写出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

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的叙事策略

迟子建作为东北地区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她的笔下离不开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万物,她用自己的书写方式赋予那些生灵别样的生命色彩。迟子建的中篇小说《候鸟的勇敢》具有独特的叙事策略,其叙事视角、叙事节奏以及独有的散文化语言,都让这部中篇小说彰显出独特的魅力。小说在叙事上复归民间与自然,将动物与人等量齐观,叙事结构灵动、叙事时间自由,充溢着强烈有力的生命感,体现了艺术的想象力,也展现了迟子建叙事策略的深厚底蕴。

一幅诠释生态美学思想的文学画卷——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20世纪90年代,当对工业文明反思和超越的“生态文明”时代到来时,中国学者在中西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了新的研究空间———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考人之生态本性的建构,探讨人诗意栖居的存在状态。正当生态美学思想从哲学到生态学再到美学层层推进研究之时,当代作家迟子建悉心创作了长篇小说《候鸟的勇敢》,该书从自然生态维度的审美书写、人物形象的生态本性建构、独特的生态空间构建和生态人文主义精神的传达四个维度,以生动的文学画境具体诠释了当代生态美学的思想,为读者带来一场穿行于文学画卷和美学思想之间的阅读盛宴。

我们与鹤的距离——评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东北往往成为大叙事的场景,与其他作家相比,迟子建擅长不同规模和题材的叙事,下笔清明健朗,不乏低回绵密的弦外之音,关注东北的人世风景,点点滴滴,无不有情。她的才华体现在中篇小说创作上,"让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是其中篇美学的气韵所在。《候鸟的勇敢》正呈现了这样的特色,它是一本伤逝之书,铭刻了个人生命最深切的悲伤,与李渝的《待鹤》有着相似的语境。

权力的场域与颠覆:《候鸟》中气味书写的微观政治

具身化是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兴主题,受其影响,现代/后现代小说中写作的具身化特征也愈发明显。具身化关注感官,因此被认为是“后现代感官”的嗅觉在现代以及后现代小说中已经成为情节与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澳洲华裔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在作品《候鸟》中呈现了丰富的气味/嗅觉书写,其中既有作为时代与国别表征的烟味,也有隐性权力等级制度下的恶臭,更有情感编码后恶臭与芳香的转化。卡斯特罗巧妙地将气味与政治勾连在一起,以气味这个最有限且最隐秘的感官为载体,书写了隐匿在气味之下的各种动态变化的权力关系,并最终说明:气味不仅可以表征和揭露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充满歧视的社会结构,还可以挑战、破坏乃至颠覆基于气味归因而产生的压迫性霸权等级制度。

万物有灵观的回归和超越——评小说《候鸟的勇敢》中的自然观

迟子建小说《候鸟的勇敢》展现了三种自然观:现代主体自然观、朴素万物有灵观和主体间性自然观。小说中候鸟人行动体现了现代主体自然观,强调人是目的,可以控制和突破自然;主体自然观带来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包括小说中的“禽流感”风波。“禽流感”风波激发了瓦城人文化基因中的朴素万物有灵观,崇拜自然神力。小说主人公笃信主体间性自然观,打破前两种观念中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对立,强调人与自然合谐共生,是对朴素万物有灵观的超越。

浅析迟子建《候鸟的勇敢》中的生态意识

《候鸟的勇敢》是迟子建2018年的又一力作,在中国小说学会"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于中篇之首。小说围绕着张黑脸、德秀师傅和一对东方白鹳展开,展示了金瓮河畔候鸟、守林人、尼姑、候鸟人、留守人之间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描述了一幅东北边陲小镇的生态图画。借用鲁枢元的生态三元论从自然、社会、精神三个层面分析小说中各种关系的冲突与融合,并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候鸟还是人类,在生命的路途中都会遭遇迷途,那么勇敢地穿越迷途,正是迟子建所要表达的对"天人合一"、和谐美好世界的向往。

以“平等”为最终诉求——论《候鸟的勇敢》中的女性主义立场

在《候鸟的勇敢》中,女性群体不再只是作为"他者"存在,而是跳出男权主义社会留给她们的狭小空间,与男性站在了平等的高度之上。这种平等指向的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更是指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必须拥有的话语权和主体意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描绘出了自己关于当代女性在物质、文化和精神等方面的理想状态,以这种方式展现出一种温和而又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体现了女性对于社会地位的最高要求。

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艺术世界之构建

迟子建小说《候鸟的勇敢》中设置了生态与世态双重叙事线索,并以此展开情节的刻画,其间穿插讲述了众多人物的命运浮沉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而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示出来,其沉郁且低徊的叙事手法、自然崇拜的神性建构以及对爱与信仰的坚守将小说独特的艺术世界呈现出来。

社会的批判与共同体的召唤——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

在迟子建的写作中,对共同体的赞颂和向往,还有对社会的批判,是一体两面式的存在。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尚未进一步展开的社会批判,在《候鸟的勇敢》中成为了主要的书写内容。《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候鸟的勇敢》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层面有很强的互文性,在主题上也有密切的关联。在《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用了许多的笔墨来书写社会的失范,对社会世界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批判。这种种书写和批判,也映照了共同体生活的缺失。

美丽与哀愁--论迟子建《候鸟的勇敢》的叙事艺术

迟子建作为东北最出色的作家,30年来笔耕不辍,她的笔下离不开东北这片土地上的生灵万物。在《候鸟的勇敢》中,她采用底层人物视角,以候鸟为独特意象,勾勒出以瓦城为中心的人物众生相。其间穿插多条人物叙事线索,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动物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呈现得异彩纷呈。

基于“万物有灵”的精神救赎——从《候鸟的勇敢》到《炖马靴》

迟子建的小说以剖析人性、宣扬人道主义而引起人们的共情,在其新作《候鸟的勇敢》和《炖马靴》中,作者延续了以往小说中对于悲悯情怀的阐释,通过讲述两个平凡小人物与动物之间超越种族的关怀从而挖掘出人性之善。迟子建从“万物有灵”信仰出发,陈述人物的忏悔意识,最终使得人物与自身和解,实现了精神救赎。小说在映照社会现实之外,同时也是对悲悯情怀的再次传承,呼吁人们在世俗物欲之外坚守朴素的善念。

江河里的“勇敢”——迟子建《候鸟的勇敢》论

关于小说的认识,迟子建认为:短篇是溪流,长篇是海洋,中篇就是江河。《候鸟的勇敢》是中篇小说,这条“江河”既体现了对中篇小说文体的某种延续与突破的“勇敢”,也纵横交错地呈现了以候鸟迁徙为故事背景的管护站、娘娘庙、瓦城的俗世百相,并由铺叙世俗而抵达心灵归宿的思考、升华,以悲悯之心完成了一次生命寓言式的写作,给读者以活着的“勇敢”。

悲苦是蜜,全凭心酿——评迟子建小说《候鸟的勇敢》

作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位翘楚,迟子建始终立足于白山黑水之间,用心去描绘在这片大地上耕耘的人们。在《候鸟的勇敢》中迟子建同样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底层人民的生命的悲歌,写出他们对自我人格的坚守,对苦难命运的超越,对温情爱意的渴望,最终将生命的悲苦酿成蜜,奏响了命运的交响曲。《候鸟的勇敢》中苍凉与温情的叙述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使其小说散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从《候鸟的勇敢》解读迟子建的生态意识

来自北方的自然之子迟子建,从初入文坛起,便一直对大自然有着执着的表现追求,并由此延伸到了对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思考,成了其人其作最显著的标签。中篇小说新作《候鸟的勇敢》仍然如此,是迟子建对自然、生命和信仰的又一次讴歌。基于此,本文从大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这三个视角,对作品的生态意识进行了解读,以期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候鸟的春天——三勘院一所三分队野外侧记

过完年的时候，心里就开始嘀咕了，嗨，不知还能在家里待多久！心里的感觉怪怪的，又很复杂。很多年了，自打踏入了地质这个行业，就注定了要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候鸟·雪·朝阳

我感到了寂莫，像天空中的候鸟，孤独地带着一身的忧郁缓慢地飞着，秋风吹散了我的羽毛，落叶一般地失落在苍黄的草原上。

寻找自我——拉康理论透视下的西莫斯·欧阳

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文以《候鸟》中的希莫斯.欧阳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自我的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以及最终追寻自我无果而日渐异化的结局,指出布莱恩.卡斯特罗在其作品中对边缘化的人物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并且关注人物内心深处异化和边缘化的思想感情,与拉康个体无法建构完整的自我,主体注定要被边缘化的理论相契合。并且,其人物塑造超越了民族身份的束缚,表达了作者对自我身份迷失这一永恒主题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