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的研究方法和内容分析

20世纪70年代,“新闻室观察研究法”逐渐成为美国新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即通过长期的跟踪观察,分析总结出新闻产生背后的理论依据。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一书就充分借助此法,他以戈夫曼框架理论为依据,将新闻比喻成了解世界的“窗口”,向读者们展示了一个发生的事件如何被加工、演变成为一个新闻事件,也即新闻工作者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同时,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还表明新闻不是存在于“真空”环境中,而是与所处各种背景息息相关。尽管新闻介质的发展日新月异,各个国家的语境和国情也各不相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本书的许多观点在如今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新闻生产对现实的建构——读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

作为一名解释派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致力于以建构论分析新闻与社会实在的关系。她将胡塞尔和舒茨等人的现象学观点引入新闻学领域,并借此质疑传统的新闻反映论。塔奇曼从多个层面剖析了新闻建构现实的方法,其研究对象取材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美国,但《做新闻》论述的"新闻建构现实"的情况在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也清晰可见。

“新闻”建构出的世界距离“真实”有多远--盖伊·塔奇曼《做新闻》读书笔记

《做新闻》一书阐述了盖伊·塔奇曼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认识与分析,通过大量案例研究证明新闻生产中的确存在着构建框架的现象,这种建构是有意为之的,并且会带来意义呈现的差别。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宗旨的权威性也被重新考量。本文主要从塔奇曼的行文结构、逻辑思路、研究方法运用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读和思考。

《做新闻》之后:谈谈美国媒体与高等教育的变化

我想从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开始——《做新闻》中研究的电视台以及电视台拥有的报纸,我是如何入场的?当初,我给媒体公司的总裁打电话,说我得到一项全国性研究资助,而我对研究新闻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很感兴趣,因为这项工作很困难,尤其在有很多人批评媒体时,研究媒体人的工作更加重要。这位总裁就把我介绍给电视公司的负责人了。

塔克曼到底在说什么?经典迻译的语境与《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

通过详细的对照式文本阅读,本文力图检视《做新闻》中译本的误译,籍此将经典译纳入学术批评范畴,并从"跨语际实践"视角和"互文性"概念出发,探讨学术翻译与语境误认的关联。本文将重心放在辨析若干核心概念的误译,包括"新闻网""事实性""物化""意识形态"和"想当然"等,并指出这些概念的误译缘于中译本对《做新闻》的论述语境和理论语境——特别是现象学社会学以及社会建构论——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偏差。以对《做新闻》案例的解读为基础,本文主张将学术译介的话语形构和实践纳入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之中。

生活世界、实践与结构:《做新闻》中现象学社会学的内在理路与路径局限

塔克曼的经典之作《做新闻》以多种亚理论构成的解释社会学资源支撑起对新闻的建构主义解读。对多重理论资源的"层累"式剖析显示:塔克曼从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出发,将结构论视角下的"新闻报道现实"经三重转换成"作为生活世界中社会行动者的新闻工作者通过框架建构现实",让新闻工作者回归生活世界,并在其中凸显社会行动者行动的意向性、具身性与客观意义赋予的类型化特征。其中,"具身性"的引入为新闻工作者带来日常实践的具身感知与时空特性,"意向性"的引入让新闻工作这一社会行动具备指向他人、指向未来的核心特征,而"类型化"的引入,则突破了通常的逻辑认知分类,将新闻工作者的意义赋予与日常实际需求紧密联系。然而,现象学社会学自身的路径局限也引发了塔克曼随后的双重突围:一方面,《做新闻》以常人方法学突破意义束缚,聚焦新闻生产的权宜性和索引性,强调日常实践的第四重转化;另一方面,塔克曼借鉴伯格、卢克曼的社会建构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修补剥离了历史和社会语境的"他人与我一样"预设。与此同时,全书在副线中对新闻知识/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与常识/科学知识的二级构造展开讨论,展示出塔克曼丰富的现象学社会学想象力。反观当下,现象学社会学路径在行动者角度呼应了新媒体时代个体化新闻主体的不断生成,在行动角度上凸显了新闻主体的具身实践,并在知识角度上包容了新媒体时代"后真相"新闻的多重可能,烛照出实证主义路径及其他解释社会学路径所未能揭示的多元面向。

从1969到1978:《做新闻》的诞生

一、引言1969年5月,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博士论文《新闻,新闻人的现实》(News,The Newsman’s Reality)在布兰迪斯大学社会学系通过答辩。1978年,脱胎于这篇论文的著作《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出版。两者之间隔了9年时间。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塔克曼的拖延。

报导报道者——《做新闻》的田野故事

浙江大学李红涛教授新译《做新闻:现实的社会建构》近期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塔克曼教授的《做新闻》一书早已成为媒介社会学领域经典著作,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发挥了持久的影响力。塔克曼当年如何出入田野?《做新闻》如何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脱胎而出?我们又该如何在不同语境中读这部“经典”?本期推出的塔克曼、潘忠党、李红涛为新译本写的序言及导读,从不同角度连缀起《做新闻》的生成与接受,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名著,同时本刊也希望借此引起一些讨论和碰撞,让《做新闻》的洞见在漂洋过海的理论旅行中激荡出更多的回响。

什么在决定事实

从英文书名来看,卢卡斯·格雷夫斯的《什么在决定事实》(Deciding What's True)似乎有意致敬他的前辈赫伯特·甘斯。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了《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 News)一书,该作品连同盖伊·塔克曼的《做新闻》、迈克尔·舒德森的《挖掘新闻》等,引发了那个时期“新闻社会学”的运动,学者们纷纷走进编辑室,“民族志”研究方法一度风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