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停云》诗对《诗经》的创作接受

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对传统文化经典《诗经》多有学习与借鉴。从陶渊明《停云》对《诗经》的创作接受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仿《诗经》取首句两字命题;2仿《诗》小序为自己的诗《停云》作序;3对《诗经》重章叠句的学习与借鉴;4对《诗经》句式的学习与借鉴;5对《诗经》词语的创作接受。另外,对《诗经》赋比兴的手法及艺术风格也多有学习和继承。管中窥豹,可见陶渊明对《诗经》是非常熟悉的,这与陶渊明的家学、家教有很大关系。

“上博本”为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原本商榷

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目前所见有四,分别藏上海博物馆、日本桥本末吉与天津艺术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单国霖先生认为“台北本”为拼合之作,而“上博本”乃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原本。本文对其关于原本的认定持不同意见。检讨受图人王宠行迹,其贡入太学在嘉靖庚寅(1529),而嘉靖丁亥(1527)既无北京之行,亦无南京之行。因而款署“嘉靖丁亥”的“上博本”不仅不是原本,且为伪作无疑。笔者认为对画幅款识中“赴南雍”一语应作宽泛的理解,则王宠嘉靖辛卯(1531)参加乡试,曾有南雍之行,因而款署“嘉靖辛卯”的“天津本”与“桥本本”更为可靠。本文继而又考王宠改字(由履仁改为履吉)时间为嘉靖戊寅(1518)春,则“桥本本”中文徵明仍以“履仁”称王宠,恰好暴露其伪。

陶诗所见《周易》的运用

陶渊明对《周易》的运用,除了《周易》思想以及卦名、卦爻辞、《易传》外,对《周易》卦意以及“卦表象意”“象表卦意”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运用。从诗学角度分析这些运用,可看出陶渊明不仅深受时代哲学“得意忘象”的影响,亦受传统诗学理论“诗言志”发展的沾溉。同时陶渊明《停云》诗中可能还存在对象数易的运用,结合陶渊明对《周易》的其他运用来看,在总体上体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广收博取,集时代之大成。

停云馆及《停云馆帖》法帖来源略考

文徵明及其《停云馆帖》是明代中后期书法史研究的重点,《停云馆帖》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私家刻帖风气的蛊行,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由文徵明执牛耳三十多年的吴门书派,是明代书法史上最大的地域流派。本文考察了"停云馆"始建于文林,后为文氏后世子孙所延用的情况,并以自藏、自留、外借三种方式钓稽了《停云馆帖》中部分法帖的来源。

论晚明隐逸园林中的书籍艺术品再造

在晚明消费社会中,士人阶层在面临商人、庶民仿效的压力时,往往通过塑造消费品味来区隔雅俗。然而“发明趣味”还有另一种方式,即以占有之物为资源,把消费转化成创造。苏州寒山别业是一座声名显赫的隐逸园林,别业的两代主人以占有的美学奢侈品(知名法帖的帖石、稀见的宋版书、皇宫大内的本草秘籍)为基础,为服务多重目的,创造出了新书籍。这些“再造之书”不仅向世人标榜了古籍“拥有者”的文化地位,更展现出其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品味。寒山主人们的造书实践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创作”——未必要“无中生有”,可以是“推陈出新”。

李邕《古诗四言》帖在古诗校对方面的价值

唐代书法家、文学家李邕的《古诗四言》墨迹,不仅是书法方面的“间世至宝”,而且作为唐人的汉魏晋名家四言诗写本,在古诗的校对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将李氏墨迹与逯钦立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严可均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收的相关作品对校,尤其是对历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停云》李氏写本的校对价值做了重点的分析。

《陶渊明集》的编纂思想及其对唐代世俗社会的影响

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陶渊明集》时,编入了自撰之《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传》和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希望陶集能“有益风教焉”。而《停云》这首具有规箴意味、与孝亲人伦思想有关的诗,应该就是在这一总体编纂思想的影响下,被选定或者确定为居于卷首这一重要位置的。萧统之后,北齐阳休之在陶集中纳入的《五孝传》“四八目”等宣扬儒家贤人逸士孝子的内容,与“有益风教”这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唐代墓葬中有大量资料,能反映六朝暨唐世俗社会对陶渊明形象与《陶渊明集》诗文在“风教”层面的理解和接受。萧统编纂陶集而关心风教,让它产生了更为深刻广远的社会意义。

明刻《绿筠窝帖》及传世拓本考

明代摹刻法帖蔚为大观,《停云馆帖》是为影响最大者,而《绿筠窝帖》与其渊源较深。《绿筠窝帖》(亦称《停云馆帖一卷本》)为文嘉摹刻,专收"宋四家"墨迹,原石被无锡华云收藏,近代金石学巨匠罗振玉对其给予极高的赞誉,将其比肩明帖第一的华氏《真赏斋帖》。《绿筠窝帖》传世拓本极少,面貌不是很清楚,更无断代依据,业内关注不够。本文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绿筠窝帖》基本情况进行梳理,考证出辽宁省博物馆藏本是难得的明拓本,并就一些模糊认识做进一步的探讨。

《越州石氏帖》名實新考

“石氏所刻歷代名帖”(常稱為《越州石氏帖》)最早著錄于《寶刻叢編》,但由于記載簡略,加之原拓流傳極少,各類拓本混雜,由此導致其帖名、刊刻者、刊刻時間、收帖數量等問題長期争論不休。元代以降,學者論述多有抵牾,其中亦不乏臆測。目前學界一般認為此帖名為《博古堂帖》,乃南宋時石邦哲所刻,然此說頗有值得商榷之處。通過文獻梳理不難發現,石邦哲刻帖一事并無實據,不過是建立在文本解讀基礎上推理的結果,并不能排除北宋時石元之刊刻的可能性。而不同學者筆下的《博古堂帖》所指也不同,或指石氏原本,或稱各類翻本,帖名仍應以《越州石氏帖》禹宜。對校存世各本可知,畢懋康、徐充、李宗瀚三本同出一石,葉夢龍本出自另一石,四本同屬越州石氏本系統,但不排除四本均為翻本的可能性。各種所謂《越州石氏帖》,又有以《停雲館帖》等他刻偽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