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通礼思想——以《仪礼经传通解》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馆臣提出的“通礼”概念包括四点涵义:一是汇辑而不是注疏古今礼书礼制,二是兼顾天子至于庶人的礼制,三是贯通三《礼》经传记注疏,四是不注重论辨以发明经义。而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原有三《礼》经传记与注疏合并而已,其书名并不能真正反映其实际内容和理论体系。朱子在《仪礼经传通解》中实际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七礼体系,即“通礼”体系,包括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其实质是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修养阶梯打通,更加切于以“礼”新民、导民化俗;其通礼思想至少包括会通三《礼》、会通古今、士庶通用、义理与度数并重等四点内容,深得孔子“时为大”的中庸思想。

“興起廢墜”與“制作之助”——論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的性質及編修原則

朱子認爲三代以上的教化方式是德位合一的君師設立的禮樂制度,至於周衰,孔子有德無位,無法制作禮樂,於是轉而以整理經典的方式總結三代文明。這種總結既包括禮制實録,也包括禮義推演。《儀禮經傳通解》的編修正是對孔子整理工作的繼承,包括“興起廢墜”與“制作之助”兩方面的内容。前者指的是通過經典整理進行古禮復原,恢復三代禮樂制度的原貌,並在此基礎上附以傳文來揭明禮制背後的禮義;後者指的是以禮義爲基準,以三代禮樂爲參照,經由考索義理、損益三代禮樂來創立符合本朝的禮樂制度。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编纂缘由和学术影响

朱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原因,是为了继承和弘扬儒家的礼乐文化,亦是对王安石新政的文化政策所作之回应,并受到吕祖谦、潘恭叔等人礼学观点的影响。朱子编纂《仪礼经传通解》时,对《仪礼》经、注、疏作了校勘和训释。这些校勘和训释成果,对于朱子礼学成就之评价,以及《仪礼》经、注、疏之辨析皆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体例和编纂原则,对黄榦、杨复、吴澄、江永、姜兆锡等人的礼书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刊《仪礼经传通解》的版本及流布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临终前10年左右时间内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部著作,对东亚朱子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于元明时期传入朝鲜半岛,1570年前后在奇大升的倡导下曾进行过一次刊行,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1654年前后,由金集、宋时烈、宋浚吉三人的提倡,朝鲜用铜活字第二次刊印《通解》和杨复《仪礼图》。此书印行后在朝鲜王朝掀起了深入学习朱熹礼学的高潮,且出现了专门补充此书的《仪礼经传通解补》。就在此书印毕不久,日本向朝鲜索求此书,其后日本据朝鲜本刊印了和刻本。和刻本于民国时期传入中国,成为此后《通解》的重要参校本。

杨丕复:朱熹礼学思想的践行者——杨氏《仪礼经传通解》浅析

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人的礼学研究,通过调整礼经文本的篇章结构次序,按照一种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历代儒家典籍中有关礼制文化的篇章进行了一次新的纂辑与重构实践,达成了一种对礼经的新诠释,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礼学思想体系。受其影响,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一股效仿朱氏、黄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的著述之风,湖南武陵学者杨丕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杨氏的同名之作《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在著书体例上颇多效仿之处,但却具有宏富的治学视野,同时在礼文纂辑重构的处置方式、礼文注释的处置方式、礼器制度的诠释视角等多方面具有独到的治学特色。

论《仪礼经传通解》对后世礼书编撰的影响

《仪礼经传通解》系由朱子、黄榦、杨复主编完成的大型礼书,对宋、元、明、清四代礼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观念深刻影响了《仪礼》学的复兴进程;二是《仪礼经传通解》编撰体例成为后世礼书编撰的典范;三是《仪礼经传通解》处理材料的具体方式开创了后世礼书处理材料的先河。

关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梳理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他对经学的阐释、研究、整理及发挥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产生了"朱子学术"的概念。《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是朱熹晚年编纂的一部重要礼学著作。论文就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作一简单的梳理。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路径及旨向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以《仪礼》为经,融会诸子史书而撰的礼学巨制,是朱熹礼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朱熹以尊卑吉凶、次第伦叙为总体思路,并照诸礼在生活实践中的发生顺序,对《仪礼》篇目次第重撰增定。在释礼中,朱熹重视礼的实践性,其以“文质”之别释礼之“经变”,主张释礼需注重“大本大原”,并提出释礼需在遵古的基础上进行合乎“人情”的变通,实现对礼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朱熹对《仪礼经传通解》的诠释既是对其所处时代礼学思想的回应,也是对其“礼下庶人”诉求的推进,亦是其实现经世济民理想之路径。

传统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传统礼学研究新成果——评王志阳《〈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王志阳博士的《〈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体现出宏阔精微的学术视野。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文献学、考证学、统计学、文图对照等方法系统考察了朱子学派礼学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呈现出多元视野与传统经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特点。这是一部新旧学术方法有机融合的优秀著作,对深化朱子学派礼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仪礼经传通解》版本考略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所修撰的一部大型著作,该书迭经朱熹、黄榦、杨复师生三代撰成,是朱熹礼学体系的代表作。此书在嘉定年间刊印以来,历经宋、元、明三代修版刷印,其间屡有错讹。明正德时抽出正文重刊,康熙、乾隆时两次全文重刊,朝鲜和日本也曾有刊印,其底本虽出自嘉定本,但因底本刷印时间先后有别,价值亦各不相同。

朱熹的《大戴礼记》研究

朱熹对《大戴礼记》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大戴礼记》的认识应是基于学术的直觉,具体成果体现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这是将《大戴礼记》融入到儒学经典体系之中,特别是礼学经典体系之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一次尝试。

“尽数拆洗”与“万世规矩准绳”——朱熹的礼学著述及其历史影响论析

尽管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中有较多礼学方面的疏解与讨论,但其礼学思想仍主要集中于《仪礼经传通解》和《家礼》这两种专门的礼学著述之中。前者由朱熹亲订23卷,黄榦《续仪礼经传通解》29卷,又《仪礼集传集注》14卷;后者由朱熹以司马光的《温公书仪》为底本纂订而成,共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卷。朱熹礼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也主要是以《家礼》和《仪礼经传通解》为主导而产生。前者对传统社会中的个人修为习惯、家风族风乃至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培养等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有力地维护了传统社会的稳定;后者对于宋以后的礼经学研究有着较大程度的借鉴意义,并对进一步推动儒学与社会政治的紧密联系、强化学者的经世意识等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

庆元以后朱熹学风转变析论——以《仪礼经传通解》为视角

朱熹在庆元以后至殁前的五六年的时间内,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来撰写《仪礼经传通解》,此中体现了一种与中年不尽一致的学术风气,可见其庆元以后学风渐向"汉儒之学"转变。在《通解》中,朱熹尊重经典,推服郑玄,广采子史典籍以佐证礼经;对经典的态度也更趋慎重,尽量在保证底本原状的基础上通过小注来提示异文;正定经文之音读,从情境、体验等角度补充前人训诂之未备,并详细考订经典中前人失考的名物制度。这些新的学术风气已开清儒考据之先河,当属在传统语境下性理学遭遇理论困境之后的必然发展方向。

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上)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以下通称"朱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因而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来完成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在"古礼"与"今制"、"王礼"与"家礼"的互动过程中,朱子意欲重构"程序"与"义理"相互支撑的传统礼学二元体系,同时阐释其"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思想。进而言之,朱子想要建构的是"欲治其国,先观其家"的礼学秩序,这种秩序既要回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又要回答"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这种秩序是"礼理一体"的性理思想在家国之间的具体实施,既是朱子对《三礼》"仪义互彰"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又直接影响着他"知行合一"的礼经编纂活动。

礼理一体:朱熹与《三礼》的对话(下)

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以下通称"朱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将经学与哲学、礼学与理学融会贯通的学者,因而其礼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义理色彩。朱子通过对传统礼学中"仪"与"义"、"知"与"行"、"本"与"文"等三对辩证关系的阐释,一方面重新审视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演绎方式,另一方面通过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与《家礼》来完成对《三礼》的重新改造。在"古礼"与"今制"、"王礼"与"家礼"的互动过程中,朱子意欲重构"程序"与"义理"相互支撑的传统礼学二元体系,同时阐释其"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的"礼理一体"思想。进而言之,朱子想要建构的是"欲治其国,先观其家"的礼学秩序,这种秩序既要回答"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的共时性问题,又要回答"礼从先进之意"的历时性问题;这种秩序是"礼理一体"的性理思想在家国之间的具体实施,既是朱子对《三礼》"仪义互彰"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又直接影响着他"知行合一"的礼经编纂活动。

论黄榦礼学典籍的编撰思想

《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和《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呈现了黄榦独特的礼学典籍编撰思想:一是呈现了严密而完整的编撰体系;二是体现了实用的编撰意识,提高了礼学典籍的编撰水平;三是灵活运用编撰体例,继承与发展了朱子的礼学编撰思想。

试论朱熹《通解》对清代礼经研究的影响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黄榦、杨复等人编纂的《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通过纂辑大量文献材料,借以重构一套新的礼学经传体系的治学方式,在礼学思想的传承与扬弃、著述的编纂体例、礼文分节、礼文取材、注释风格等多个方面,对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仪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催生了'张扬朱学派'这一独特的诠释流派。

《仪礼》注疏合刻考

诸经注疏合刻兴起于南宋前期,《尔雅》《孝经》注疏本刊于元代,《仪礼》较为特殊,注疏合刻迟至明代始由陈凤梧完成。明正德年间陈凤梧编校《仪礼》经注本十七卷,经注、释文文本来源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参酌机复《仪礼图》、敖继公《仪礼集说》校订文字。嘉靖初陈凤梧以自己编校的《仪礼》经注本为基础,附入贾公彦疏文,编成《仪礼注疏》十七卷,刻于山东,是《仪礼》经注疏的首次合刻。陈凤梧注疏本是闽本、北监本、毛本《仪礼注疏》的共同祖本,对明清经书版本、校勘、经学史诸方面产生很大影响。长泽规矩也先生提出正德合刻《仪礼》注疏的假说,本文将对此加以考辨,并论证汪文盛本覆刻自陈凤梧本。

朱熹修撰《仪礼经传通解》编年考辨

明清诸本《朱子年谱》载朱熹于庆元二年丙辰(1196)始修礼书,现代学人多疑其说。本文考证《仪礼经传通解》整体纲维的最终厘定,当以朱熹答余正甫第五书为标志;答余书之作,在庆元元年乙卯(1195)秋间。以此为基准,旁参朱熹与友生论修礼之书札、语录,可知乙卯以前,乃朱熹修礼的酝酿构思期,期间朱熹关于修礼的构思,存在重要的前后变化:从梳理三礼文献之固有脉络,转向以礼学文献构建自身之"为学—立教"体系。乙卯以后,则为朱门集体修礼的开展期,旧谱"丙辰始修礼书"之说,盖本自门人参与修礼的实际见闻,其意义未可忽视。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分节探析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是两宋时期影响力最大的《仪礼》学著作,在《仪礼》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作用。仪节是《仪礼》的基本单位,《仪礼》经义通过仪节的有序进行而体现。历代《仪礼》学家大都把"分节"作为解释《仪礼》的辅助手段,而在"分节"问题上分歧甚多,几乎找不到在分节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的《仪礼》学著作。所以,按照礼仪程序对《仪礼》进行分节是学术问题,而非单纯的文本问题。《通解》是现存最早对《仪礼》全经分节的《仪礼》专著,但学术界对朱熹的《仪礼》分节情况缺乏系统研究。通过与朱熹前后著名《仪礼》专著的对比,可知朱熹分节总体继承贾公彦,但依据经义进行了若干重大改进,树立了《仪礼》分节的经典范式,体现了朱熹在《仪礼》学上的深厚造诣。当然,朱熹分节亦有未当处,体现出朱熹对《仪礼》凡例、行礼方位变化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偶有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