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共同旨趣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确立的关注人及其现世生活的哲思意趣,与儒学自孔子以来的哲思基调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均以社会关系规定人的存在,并分别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完美人格培育共同将哲学归属于人本身。二者的上述共通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属性与儒学包容气性的自然表现,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确立哲学根基,更为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中心”的实践实施确证根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儒学的发展前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步伐正在日益加快,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不能避免的时代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儒学紧密结合,才能推动其中国化进程;儒学只有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才能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儒学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把握时机,与时俱进,推动儒学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只是知识谱系的转换,而是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整体建构与创造。其内涵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文艺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在培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创新的精神沃土与根基;以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文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科学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国风格和凸显现代价值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谱系,继而从根本上促进和实现了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范式转换,展现为一种思想“合力”的力量,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一种完整系统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延安时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以中国国情及革命实践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赢得和培养青年的过程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并培养出一大批能够自觉应用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入剖析中国具体实际并指导革命实践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极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力量。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的规律论和规范论路径

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其背景是中国哲学界实践哲学研究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关研究中,实践概念受到高度重视。从一定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研究有两个路径:一个是规律论的路径,一些学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问题,重视实践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尤其是劳动与财产的关系,重视实践和劳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地位。这个思路重视寻求社会实践的必然规律。另外一个是规范论的路径,一些研究者重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的规范意义和价值。我们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研究,比如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规范及其基础如何理解,需要重视话语和商谈,重视文化对实践的规范意义。这个思路重视实践的规范维度。

论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私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背反,而公有制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效率存在内在的统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是市场竞争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了保持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在合理的范围动态匹配,依靠市场和微观企业自身的调节是滞后的、有限度的,就需要社会经济从整体出发进行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但是,企图通过政府的累进税制、最低工资标准、社会救济等措施的宏微观调控来避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及其趋势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以及长期宏观经济萧条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更全面的指导作用和更有效的政策建议,需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和理论体系进行创造性转换,替代传统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二分法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以从事生产的“厂商”为中心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尝试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也体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把握“活的灵魂”,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涵及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具体应用,其超越了以往各种主义历史观所存在的问题,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清除了唯心主义在历史观领域的统治地位,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普遍发展规律的秘密,找到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与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根本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滑,新时代加强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学的指导,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刻不容缓。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的魂脉,它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完整思想体系,包括生产力与教育、生产关系与教育、人的发展与教育等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建设要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论述,形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育思想;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分析教育问题,形成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党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就是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内在指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精神内涵。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不仅表征出人民至上、民族本位及理论创新的价值意蕴与思想特质,并通过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革命话语”得以科学阐释。初心使命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术贡献与理论局限

由卢卡奇开创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实践立场、辩证方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紧密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物化批判、异化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中,揭示了难以列数的社会问题,分析了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提出了经过深入思考的对策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重要战略策略。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低估了商品价值,轻视了市场作用,没有把物质生活关系的作用、改善与发展置于根本地位去对待,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角色互补研究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通过比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两者在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和优势,运用案例和理论阐述,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受众等角度分析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补性,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如何相互借鉴、融合发展的问题,最后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野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角色互补的原则和路径。

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斗争精神不仅能够战胜各类风险挑战,而且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因此,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斗争的意志与理性、斗争的至善与应当、斗争的自由与义务、斗争的正义与勇敢等构成了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斗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意蕴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道德人格,在造就人们的斗争意识和斗争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斗争精神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斗争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要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实践中人民立场的道德价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