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 生生不已——评李承贵教授《儒学的义理与敞开》

李承贵教授的《儒学的义理与敞开》一书,以“生生”为书眼,在宏阔的思想视域里对儒学进行了细致的、体系性的研究。该书的创获有三:其一,始终保持提炼学术话语、梳理学术脉络的自觉,站在文化存续、发展与演变的高度去理解儒学。其二,将自身的研究主动融入复兴传统、弘扬传统的时代需求之中,并不断吸收学界已有的成果,有力地回应了当代儒学发展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三,以开阔的学术格局、独到的问题意识,仔细考察、探索儒学的现代转化路径。总之,该书拓展了儒学的当代“生生”之路,或将成为后世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儒学发展状况的理论资源之一。

礼失求诸野:山西儒界对当代儒学发展的举措和想法

首先我对《当代儒学》十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个人跟《当代儒学》的渊源也比较深,在上面也发了不少文章。我本来准备了一篇文章,刚才听到诸位的发言,很受启发,所以想脱开稿件,放开谈谈一些感想。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一种现代法哲学与儒家义理在形而上层次进行沟通的路径,我叫它“新儒家法哲学”。搞了很多年,有苦有甜,最近我想换个路子,从形而上的路子转向“礼失而求诸野”的形而下的路子。

儒释之间:唐宋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特征——以儒学的佛化与佛教的儒化为中心

佛教传入东土以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得其裨助,经过自唐迄宋的消化吸收,遂有儒家理学与心学别开生面的崭新发展。由此,不仅儒家自身彻上彻下的形上哲学义理世界得以建立,儒、道、释三家和合互动的学术生态格局亦逐渐形成,中国文化力求妥善安顿人之精神生命的特征与能力进一步强化。两宋大儒多与宗门禅德相往返,禅学实际上成为他们体道、证道的入门初阶,这既是当时"三教合一"历史潮流的具体表现,亦反映了华夏传统学术作为人类体认宇宙人生真谛之智慧成就在心灵安顿乃至宗教层面的文化调适功能。

义理的体系与信仰的系统——考察儒家宗教性问题的一个必要视点

儒家并非宗教,但却有宗教性。厘清儒家义理体系与古代社会信仰系统的区别与联系,才能准确理解儒家的宗教性问题。孔子"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一语,点出了儒家义理体系与社会信仰系统之相关性与异质性统一的关系。"殊归",赋予了儒学作为哲学义理体系的独立性特质,依田立克对哲学与信仰的区分,儒学是哲学而非宗教;"同途",又使儒学能够以一种"神道设教"的方式因应和切合于社会生活,具有自身内在的实践和教化意义。宗教信仰的对象包含神格与神道两面。中国古代宗教关注的重点在"神道"而非"神格"。商周文明以连续性和整体性为特征,其宗教的观念,以神性内在贯通于人及人伦之世界。经由儒家"哲学的突破",古代社会信仰系统之作为"道德的宗教"义乃得以圆成,因而可大可久,构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之超越性价值与信仰的基础。儒家哲学据古代社会既有的信仰系统以引领社会生活,故其教化之所行,于中国社会最具普遍性的意义与广泛的包容性,并赋予其信仰生活以一种强理性的特质。这是儒学之异于西方宗教与哲学之独具的特点。

小学与儒学

所谓"小学",简单地说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欲弘扬传统,即需阅读典籍;欲阅读典籍,即需掌握"小学",尤其是训诂。不读典籍,不讲训诂而谈文化,乃是在架空中楼阁。训诂为解释而生,典籍之内涵为训诂之本,不可舍本逐末,应当本末兼顾。所以,研究儒学,既要训诂明,也需要"经"义明。而"经"义是训诂所需语境的一部分,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做到训诂和义理兼顾。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实践,认真体验。就学术总体而言,要提倡四"不"精神——不忘学术之根,不弃为人之本,不轻古人之教,不拒"正业"之知,亦即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以文,行己有耻"。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在经典诠释中释放儒学的生命力

现代学科的划分和知识高度专业化的形态,使得古典学术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持,经学的意义只能在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被理解与承认,所以经学叙事的现代领地也就大幅收缩了,经学形象由此变得萎靡而矮小。不管是经学重建的哲学化努力,还是经学史研究活动中的思想追求,都是想要通过重回经典的方式,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拓展出可能的空间。

章炳麟的儒学观

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学说,一个具有演变、发展的历史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一定位的肇始者、最为代表者,当属章炳麟。章炳麟将子学定位、定性在近现代学科分类的哲学的位置上,被肢解的、作为子学的儒学,以其"义理"内容在哲学的学术领域里获得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儒学是一种哲学,一种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儒学可以从中国固有的诸子思想中,从世界哲学的背景下,从某一独特哲学理论架构的视角里,作出审视、研判:这就是章炳麟对儒学的定位,对儒学的诠释模式。这一定位和诠释模式,此后逐渐建构成和显现为20世纪中国儒学存在的主要形态。

当代儒学的四大使命

当代儒学事业看上去忙忙碌碌,但终归起来,其实这四件事可能是最紧迫的:义理的梳理、百姓的教化、社会的批判、价值的落实。只有将儒学的义理系统、脉络加以梳理,才能找到儒学义理的特点与不足,才能推动儒学的发展;只有展开对百姓的教化,让百姓亲近、接受儒家思想,才能使儒家思想浸入生活;只有对社会的批判,让儒学公开地、彻底地宣扬自己对社会的态度,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哲学特质;只有使儒学的价值得到落实,让儒学意义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改变与升华,才能构建儒家的理想。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 ,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 ,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 ,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 ,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 ,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 ,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晚明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简论

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促进了平民儒学化思潮在晚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成、流行和发展。王艮、王栋和王襞,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素有“淮南王氏三贤”之称。“王氏三贤”的诗歌从百姓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面向民众并敦化民俗,是社会转型期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范例。他们的艺文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其中蕴含的泰州义理为晚明通俗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空间。“王氏三贤”诗歌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示了“淮南心学”与文学如何一步步走向协调统一的过程。

论马一浮儒学的整体思路

马一浮在批判西方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儒学的整体思路。大体说来,马一浮认为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国家的根本,解决中国乃至全人类的问题需回到儒家的六艺文化,以道德内省的求学态度取代向外求知的思想方式,在心性上经由儒家文化的教养实现义理之性的自觉。

秦至西汉前期儒学成长的基本路径——以关中地区为视窗

关中儒学的成长历程是秦汉儒学发展的缩影。在秦国治理下,关中原本呈现“无儒”的文化面貌,其国家治理体现法家底色。但天下统一的新局面迫使秦王朝在中央层面容纳了一些儒学因素。秦末汉初,进入关中的儒者迎合政治需要,往往通过制礼、论辩等具有非儒家色彩的实用才干跻身庙堂,为义理干政创造基本条件。伴随着义理干政的展开,儒家的经书、经师亦逐渐出现在朝堂及关中基层社会,从而使关中儒学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

论北宋理学义理之学的特点

北宋理学学者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 ,进行了为学方法的变革。他们一反汉唐儒者繁琐说经、支离蔓延的治学风气 ,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与精神实质 ,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来直接领悟并阐发其中所蕴含的大义 。

儒学研究的时代观解与回应

儒学研究的时代观解与回应潘富恩，东方朔近段时间以来，学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一股不小的热潮。人们一反以往的态度，近则配合台湾，远则承接欧美，对儒家文化及其哲学意蕴的现代定位，作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无疑这是儒学研究的盛...

汉代儒学衰微原因略论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儒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方面“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许多校注、训诂、解经的经学大师;另一方面“义理之学”迅速发展,注重探讨圣贤的“微言大义”,推阐发扬,试图探求“大道”,应用于现实,产生了一批活跃于政坛、名噪一时的儒学家。 但是,在汉代儒学兴盛的同时,即孕育着危机,所以,到东汉时,儒学迅速衰微,“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蔓延,主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儒学几乎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学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

禅儒史话——试论禅宗对宋明儒学的结构性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不断渗透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层面与之融合、互相作用、发生影响,最终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另一方面它更激发了古代中国人的理性与形上思辩精神,造成了唐宋儒家对先秦汉代以来儒学关注的转向。进一步。

《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架构义理辨析

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历程中，…《大乘起信论》是极其重要的根源性经典之一。它著名的“一心开二门”说是它独具特色的存有论架构，在充分消化了以《地论》《摄论》等为代表的瑜伽行派思想的基础上，由妄心说转为真心说，为隋唐中国化的佛教乃至宋明儒学的发展理路奠定了基本构架。

二程的“以易胜佛”与儒学的突变

新儒学(宋明理学)以谁作为“奠基人”?有的说二程,有的说周敦颐,有的说张载,也有的笼统说北宋五子,等等。笔者认为,如果将新儒学的基本特征,即以伦理思想为主导并使之提高为本体当作衡量的尺度,那么,程颢和程颐兄弟作为新儒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二程“以易胜佛”所形成的理学思想,乃是儒学实现由宋明以前的旧的形态突变为新儒学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