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为中心

汉宋之争是清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嘉庆中叶编纂的清国史馆《儒林传》初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宋学术争论的实况。主张汉学的史稿编修者,效仿《明史》中只设儒林传,不为道学家立专传的体例,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致时至今日,桐城派依然被主要视为一个文学流派,桐城学者也主要被看做是文学家,他们在古文、辞章之外的其他成就,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儒林传稿》与《宋学渊源记》

阮元《儒林传稿》的理学记载有相当贡献,对清代学术有重要影响,江藩的《宋学渊源记》就曾受到《儒林传稿》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蕴涵着清代学术史的丰富信息。《宋学渊源记》为呼应《儒林传稿》而作,两者均利用了彭绍升《二林居集》有关记述,相辅相成,构成了清代理学史的叙述。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冲突下的暗合:论阮元与章学诚的学术交集

阮元与章学诚虽然学术风格迥异,亦无直接学术联系,但却不乏学术交集,主要表现为:阮元不仅阅读甚至选刻过《文史通义》,将其作为《国史儒林传稿》的重要史源,而且对清代浙东史学颇为关注,为浙东学人依次立传,与章学诚晚年撰写《浙东学术》的举动正相映照。在史学观念上,阮元提出必须借助历史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体察史家之“命意”,亦与章氏“史意”说相发明。凡此种种暗合,根本上源于二人经史观的契合,尤其是对史学经世价值的高度重视。章学诚强调“六经皆史”,以史统经,阮元亦以史学为一切学问致用之前提,这一相似的史学情结及其所暗含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情怀,是阮元与清中叶其他有识学者理解和接受《文史通义》的重要前提,他们构成了《文史通义》最早的阅读群体。不过,阮元对理学思维的排斥,又决定了他对《文史通义》和浙东史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甚至是割裂的,他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后者“重史”的观念和“经世”的旨趣,以及部分具体的历史编纂学主张和史传作品,至于章氏那套最为核心的主于逻辑推演和理论建构的偏形而上的“独断之学”,则较为排斥。这一思想局限,是乾嘉时期普遍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学风流弊的缩影,也是章学诚生前难以跻身主流学界的主要障碍。

阮元《儒林传稿》辑纂原则考论

阮元《儒林传稿》是清国史类传,其辑纂方法是:“各儒传语,皆采之载籍,接续成文。”将《儒林传稿》的引文与其原作比对证明,阮元的确是以引文“接续成文”,没有“杜撰一字”。以“明”“清”“国朝”等字词及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生平简介为例,追溯其史源,从原作的语境,揭示《儒林传稿》的辑纂原则是政治正确。

重树典范继道统 又为儒林续遗篇——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

由曹凤泉、洪修平主编的《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学术小传》第一辑,收录了张岂之、庞朴、李学勤、王赓武、冯天瑜等40余位专家的传记。这些传记或出自序,或出门人实录,或出朋友评述,记事准确,内容丰富,可靠性极高。其间既展现了学者的学术生涯,也介绍了学者的学术成果,还撮要介绍了传主的学术观点,呈现了学人们关于儒学未来走向的预测。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以来儒学事业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未来儒学学科实现创新创造的宝贵借鉴,无异于一部20世纪《儒林传》。

《国史儒林传》与阮元《儒林传稿》关系辨误

前人所论《国史儒林传》与阮元《儒林传稿》关系,多沿袭缪荃孙《国史儒林文苑两传始末》之说,以为顾苑任国史馆提调,改定阮元《儒林传稿》,以顾炎武居首位,而后国史馆总裁戴衢亨又增删《儒林传稿》。今勘验其实,知缪说不足尽信。从目前相关史料言之,顾莼在阮元任国史馆总裁之际,出任国史馆纂修官,拟定顾炎武传初稿,后经阮元审定收入《儒林传稿》,以顾栋高居首,并无顾莼修改《儒林传稿》之事;增删《儒林传稿》之总裁乃曹振镛,而非戴衢亨。阮元《儒林传稿》初经曹振镛、翁方纲厘定其篇目,道光二十四年方俊、蔡宗茂复加改定,今《国史儒林传》以方、蔡改订本为底本,但编次又有异。

阮元《儒林传稿》征引书名校考

阮元《儒林传稿》是从征引书中辑纂而成的,并在引文后以双行小字注明出处。《儒林传稿》注明的征引书名相当复杂,除讹、脱、衍、倒外,有全称,也有简称;有同名异书,也有异名同书;有引书之引书,也有引文与书名不符;有无引文有书名,也有有引文无出处。本文以《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儒林传稿》(影印南京图书馆清嘉庆刻本)为底本并按其顺序(同名异书、异名同书、简称以'又按'附于首例下)进行对校和考证。

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版本考

关于阮元《儒林传稿》,学界几乎都依据南京图书馆藏本进行研究,但对其版本系统则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根据该藏本无印记、牌记以及文中避讳字使用情况,再结合阮元致黄奭书札所言,推断南京图书馆藏《儒林传稿》极有可能就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甘泉黄氏刻本。如果此判断不误,南京图书馆藏本是初刻本、单刻本,也是家刻本,其价值不言而喻。

阮元《儒林传稿》校考

本文按《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阮元《儒林传稿》(影印南京图书馆清嘉庆刻本)顺序,主要据史源文献对校其讹、脱、衍、倒,并考证其史实之误。

阮元《儒林传稿》文本源流及其演变考之四——以征引、覆辑《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儒林传稿》是征引两百馀种文献而成的,其中征引《四库全书总目》计179则7967字,占《儒林传稿》正文45001字的17.77%。《儒林传稿》68篇传记征引了《四库全书总目》,这68篇传记26106字,其中征引《四库全书总目》占30.63%。《儒林传稿》征引《四库全书总目》的则数、字数、涉及人物均为最多且覆盖最广,可谓星罗棋布。《儒林传稿》征引《四库全书总目》的方法有直引、选引、修订。《清史稿·儒林传》覆辑《儒林传稿》征引的《四库全书总目》计4720字,占《儒林传稿》征引《总目》的59.02%,涉及53人。《清史稿·儒林传》修订了《儒林传稿》征引《总目》的朝代称谓、干支、字号、籍贯、图书卷数等。《儒林传稿》的征引、修订与《清史稿·儒林传》的覆辑、修订都恪守了实录的原则。《儒林传稿》《清史稿·儒林传》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接受,是《四库全书总目》接受史上重要的案例。

清史对顾炎武的认同

《清史稿》对顾炎武及其著作,有频繁而广泛的记载,表现出清史对于顾炎武的基本性的推崇和整体性的认同。不过《清史稿》也有缺憾,其书成于民国初年,但顾炎武本传、《儒林传·序》以及《儒林传》对顾炎武的分派,沿袭了道咸之际朴学一派阮元的立场,将顾炎武理解为经学考据家,没有对满清所以亡即文化所以亡之大节作出应有的反省。

阮元《儒林传稿》南京图书馆藏本与《张氏榕园丛书》本比较研究

阮元《儒林传稿》交付国史馆后,受到士人世界持续关注,似是而非的传言、抄本、刻本不一而足。实际上,《儒林传稿》刻本仅有两种:一是南京图书馆藏本,一是张氏榕园丛书本。通过比较两刻本的来源、版本、异体字、异文、错倒、避讳、关系等证实,两刻本同源于一个稿本。虽版本有别,而内容一致,两刻本均无残缺,都是足本。清人私刻国史馆史稿的版本是一种特殊类型,其中多有悖于常理之处。

汉宋兼采:阮元《儒林传稿》辑纂旨趣考论

阮元《儒林传稿》是清国史类传,清初至嘉庆十六年学术官方论述,体现的是朝廷意志。阮元对儒学发展史、清初至嘉庆十六年学术,《儒林传稿》编次、入传人选标准等,均视为一个整体,不分汉宋,且以清帝言行为汉宋兼采背书。《儒林传稿》书写的清帝崇尚经学,尊重史学,是对士人的重视;士人应教育民众,是对程朱理学的强调;对汉学家、宋学家的表彰及关怀,是对士人读经与躬行实践的认可;礼遇孔子及衍圣公,是对儒学的认同。汉宋兼采是《儒林传稿》的一条主线,也是其辑纂旨趣。

试论《儒林传稿》与《四库提要》的内在关系

出自钦定的《四库提要》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清前期学术史,符合国史的取材标准,故阮元以《四库提要》为圭臬。《儒林传稿》的得失与《四库提要》存在高度关联:《四库提要》略于理学史,《儒林传稿》的理学史料也相对简陋;《四库提要》详于经学史,《儒林传稿》的经学史料也比较充实。《儒林传稿》扬汉抑宋的学术宗旨亦与《四库提要》一脉相承。从清代学术史来看,《儒林传稿》与《四库提要》存在深厚的内在关系,既渊源有自,也有所突破。

江藩《漢學師承記》纂著史實索隱

江藩《漢學師承記》係一紀傳體的斷代學術史,江氏以傳記形式,將清嘉慶中葉以前具代表性的“漢學”者彙爲一編,每傳各記其生平事迹、師承交游、著作情況,以及主要學術創見等,藉以呈現清代“漢學”發皇、流衍的概況。本文主要目的,一則考證《漢學師承記》的纂輯年代,並揭示江藩纂著此書隱微的心曲;次則分析江藩的纂著意圖和成書背景,並探討其書與阮元纂修《儒林傳》的關係;三則考證江藩刻意將黄宗羲、顧炎武二傳編列卷末的隱衷等數事,鈎沈索隱,提出新的論述,並對現行諸説提出商榷,以備知人論世之義。

阮元《儒林传稿》文本源流及其演变考之一——以征引、覆辑钱大昕《潜揅堂文集》为例

《儒林传稿》是从近200种史源中辑纂而成的,《潜揅堂文集》是其史源之一。通过对校发现,《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合计75则7177字,占《儒林传稿》相关16篇传记的51.62%。《儒林传稿》对征引的《潜揅堂文集》引文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改。《清史稿·儒林传》覆辑《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合计64则2437字,占《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13篇传记的48.78%。《清史稿·儒林传》对覆辑的《儒林传稿》征引《潜揅堂文集》引文也进行多方面的修改,通过修改使国史稿本成为国史正本,使私家著述成为官修正史。

论阮元折衷汉宋的兼容并包思想

阮元是清代汉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其学术思想中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的主张,自清末民初以来,学者多有指出及肯定,其所撰《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尤被学者视为"调和汉宋"的主要依据。但针对此文的学术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阮元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学术界亦有不同见解,近年来又有学者再次提出异议。本文通过分析《拟国史儒林传序》,考察《儒林传》的撰写情形和阮元自身的学术实践,认为阮元在国史《儒林传》的编纂过程中,从宗旨、凡例的确立,入传人物的考量,到撰写方法的制定,记述内容的采择,都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前提下,鲜明地表现出折衷汉宋的思想倾向。阮元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以文字训诂为职志,以经书义理为归宿,努力追求训诂与义理的结合,走出了一条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途径,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可谓集中体现了其力持汉宋之平的兼容并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