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儒林列传》写作旨趣考辨

《史记·儒林列传》的写作旨趣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司马迁颂扬了汉武帝君臣复兴儒学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儒学在汉武帝君臣的“独尊”下发生的学术质变。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但在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中又是统一的。

说《史记·儒林列传》中的儒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其中评论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短长,极力推崇了道家的思想,认为它是采各家之所长,“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如果为国者“欲与天地久长”,就应该接受道家的“无为”又“无不为”的观点,也只有这样才能“有以治天下”。根据这一点。

《史記· 儒林列傳》叙事法初探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曾被視爲漢代經學大師之薈萃、六藝師承之淵源也。後世學者靡然就《儒林列傳》以騖經學之事,未嘗求其叙事中或字裏行間之義。茲略以叙事學理論數則及西方漢學創獲幾篇探賾《史記·儒林列傳》,擬藉叙事學之"四分説"--情節、人物、觀點、意義--以勾稽其叙事之義,圖以充實吾輩於太史公撰本傳之意。司馬遷《儒林列傳》雖涉及經學諸事,未詳經學師承之途,其意諒必不在明六藝師承之道,更不在於尊儒;其旨蓋在責皇上以假儒之貌、廣學官之路而壓制經師之自我行事之地。其叙事法之義終能歸爲借漢初和武帝初大儒之威以爲自辯,昌私學而抑官學耳。

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质疑

自宋人真德秀倡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本文从司马迁博引古籍，不一定接闻于董生、《史记》《汉书》不载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事、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居茂陵说不可靠、《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远不及《汉书》、司马迁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司马迁与董仲舒相同是因为两人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等九个方面，说明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不能成立。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补证三则

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的行年，如他的生年和卒年，他所享的年寿，他所从事的重要活动的具体时间，现在都还没有统一的公认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既未明言司马迁的生年（当然不可能言其卒年），《汉书·司马迁传》中亦未对此作明确交代...

《史记》与《诗经》

《史记》与《诗经》张家英《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又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还是我国古代儒家施教的一部重要教材。在我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史上，它都占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太史公撰写的《史记》中，对它有相当广泛的引用，相当深刻的论述。而这...

在人与自然之间——读《史记的文化发掘》

过去读历代史家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以宋代学者马存的见解所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凌稚隆《史记评林》引）如马存这样将司马迁的风格特征理解为与...

《史记》体例平议(下)

本文继《＜史记＞体例平议》（上）之后，选择了若干具有典型意义，且颇有争议的篇目作了具体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太史公撰《史记》的本旨，在于通古今之变。本纪、世家、列传三类人物传记在体例上的安排各有其标准、要求，与名号无关，也与作者的褒贬倾向无关。

《史记》人物传记开头简论

作文章开头难众人皆知.文章头开得好坏,对全文会有较大的影响.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还没有系统的文章学理论,但他在《史记》写作的实践中,在人物传记开头的写法上,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以下就对《史记》人物传记的开头谈些粗浅看法.《史记》人物传记的开头虽然多种多样,但我们仍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叙写人物名字籍贯家世式、叙写人物琐事式、叙写人物奇闻式、议论式四大类.

文学 文章 文辞

文学、文章、文辞,古今含义是不同的。 先秦时期,文学泛指古代典籍。孔子因材施教,把弟子按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述而》:“文学:子游,子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邢昺也说:“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诗》属文学著作,《书》属学术著作。由此可见,当时“文学”这个概念包括文学和学术,而文章则指今天所说的文学著作,博学则指今天所说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