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认知环境对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影响:一项上海市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

背景儿童早期语言发育迟缓发生率高、早期识别率低,对儿童其他维度的早期发展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认知环境是影响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关键因素。目的本研究旨在探索家庭认知环境对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影响,从家庭认知环境的社区干预角度,为儿童早期的语言发育促进提供理论证据。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对2018—2020年在上海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保健门诊体检的4307名儿童在1、2、3周岁时采用上海市小儿发育筛查量表Ⅱ(DenveRⅡ)进行发育筛查,将筛查出的语言发育迟缓的172名儿童作为观察组,以年龄作为配对因素,按照1∶3的比例纳入516名语言发育正常的儿童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儿童出生基本特征、父母人口学特征、母亲孕期和分娩特征以及家庭认知环境特征信息。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儿童早期语言发育迟缓的影响因素。结果早期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共172名,发生率为3.99%,其中,1岁儿童57名(33.14%),2岁儿童92名(53.49%),3岁儿童23名(13.37%)。病例组儿童男性、早产、母亲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下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病例组儿童的总体家庭认知环境及情感温暖、社会适应、语言环境和忽视环境弱于对照组(P<0.05)。儿童早产、母亲文化程度低(高中以下)、家庭认知环境不良是儿童早期语言发育迟缓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在2岁前进行语言发育干预是有效降低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率的关键。社区儿童保健医生指导优化家庭养育环境、协助建立良好亲子沟通和交流互动,是促进儿童早期语言发育的有效策略,尤其要关注出生胎龄小和母亲文化程度低的家庭,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亲子活动和亲子沟通方面的干预和指导。

北京“新三代家庭”育儿模式下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策略

回溯儿童友好城市的理念起源,借鉴家庭社会学对于当代抚育结构的经典研究见解,认识到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不能仅关注儿童个体,而必须以家庭为完整单元,映射到由全龄人群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深部。通过面向北京育儿家庭进行大样本问卷调查,提炼当前北京育儿家庭成员之间亲职分配的主流模式,认识到由代际协作育儿纽带联结的“新三代家庭”已经构成了当前北京最典型的家庭育儿模式。这一认知有助于定位超大城市儿童友好政策输出的侧重领域,避免儿童友好城市创建走向千城一面。通过深入挖掘这一典型模式下“双职工中青年”“银发育儿族”“多孩家庭子女”等人群需求,提出6点促进儿童与家人共享城市服务的策略。

儿童行为特点及家庭管理方式对哮喘控制水平影响路径分析

目的探讨儿童行为特点及其家庭管理方式对儿童哮喘控制水平影响路径。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82例哮喘患儿,应用一般资料问卷、适应行为量表(AAMR)、家庭管理测量量表(FaMM)及儿童哮喘控制测试表(Childhood asthma control test,C-ACT)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其影响路径。结果患儿AAMR适应行为量表得分(84.87±9.16)分,FaMM量表得分(188.77±19.01)分,C-ACT得分(15.20±4.66)分。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适应性行为分别与家庭管理、哮喘控制呈正相关关系(r=0.580、0.219,P<0.05),家庭管理与哮喘控制呈正相关关系(r=0.401,P<0.05)。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家庭管理在哮喘患儿适应性行为和哮喘控制有部分中介调节作用,效应占比为45.95%。结论儿童行为特点能够通过家庭管理方式对患儿哮喘控制水平产生影响,临床护理人员应重视对患儿家属的健康教育管理,提升家属对疾病的认知度及家庭管理能力,以改善患儿的行为方式,达到有效控制患儿疾病的目的。

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母亲家庭坚韧性在心理弹性与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分析家庭坚韧性在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母亲心理弹性和疾病获益感间的中介效应,为制订学龄前孤独症儿童家庭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在莆田市4所机构进行干预治疗的205名学龄前孤独症儿童母亲为研究对象。使用疾病获益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家庭坚韧性量表对其进行调查。采用AMOS 23.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205名孤独症儿童母亲疾病获益感总分为(65.27±15.41)分,心理弹性总分为(54.89±17.04)分,家庭坚韧性总分为(34.98±6.89)分,三者均呈正相关(P<0.001)。家庭坚韧性在心理弹性与疾病获益感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3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5.44%。结论:家庭坚韧性在孤独症儿童母亲心理弹性与疾病获益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医护人员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母亲的心理弹性和家庭坚韧性,以提高其疾病获益感水平。

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脱贫家庭儿童社会流动信念的影响: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相对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脱贫家庭儿童的社会流动信念的影响及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相对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社会流动信念量表、主观家庭经济地位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645名脱贫家庭儿童进行调查。结果:1主观家庭经济地位、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脱贫家庭儿童社会流动信念呈显著正相关(r=0.18,0.21;P<0.01);2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脱贫家庭儿童社会流动信念的直接效应和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两者间的整体中介作用均显著,中介效应值是0.04;3一般自我效能感在两者间的相对中介作用显著,与中等组相比,高分组相对中介效应显著,相对中介效应值是0.08,低分组不显著。结论:主观家庭经济地位既可直接影响脱贫家庭儿童社会流动信念,也可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社会流动信念,且在主观家庭经济地位高分组中还存在相对中介效应。

《儿童脑肿瘤家庭手册》在脑肿瘤术患儿中的临床应用

目的探讨联合《儿童脑肿瘤家庭手册》的教育干预对脑肿瘤术患儿神经功能恢复、生活质量及家长知识掌握的影响。方法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行脑肿瘤切除术的患儿11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55例。术后失访10例,失访率9.1%,最终观察组纳入53例,对照组纳入47例。对照组仅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发放《儿童脑肿瘤家庭手册》,并由专业护理人员指导家长阅读及给予解答。分别于入院时、出院后1个月时使用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FIM)、格赛尔小儿发展量表(Gesell)评价患儿神经功能,对家长的疾病知识掌握程度及护理满意度进行调查。在入院时、出院后6个月时,采用中文版儿童生活质量普适性核心量表(Peds QLTM 4.0)评价患儿生活质量。结果2组患儿在入院时的Wee-FIM、Gesell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1个月时,观察组上述量表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入院时Peds QL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后6个月时,观察组Peds QL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干预后,观察组家长对疾病的认知率为98.0%,优于对照组的7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达100.0%,高于对照组的8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家长康复指导措施的依从性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儿童脑肿瘤家庭手册》的教育干预在临床上取到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不仅改善了患儿术后的神经功能与生活质量,同时增加了家长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提高了康复指导措施的依从性及护理满意度。

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历程、特征与挑战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是提升家庭教育质量、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历经起步阶段政府介入服务到发展阶段形成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框架,再到全面完善阶段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呈现出服务理念从机会公平走向结果公平、服务对象从单一主体转为家庭整体训练、服务主体从各司其职趋向多方协同共治、服务手段从信息共享转为精准技术治理的显著特征。美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发展已趋于成熟,但仍存在贫困与就业困难阻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效果、移民增多与地方竞争增加财政压力以及信息和政策壁垒制约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获得等挑战。

经济困难与父母残疾家庭儿童发展状况探究与政策思考

加强困难家庭帮扶是当前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普通户、低保边缘户、低保户)以及父母是否存在残疾(无残疾、中轻度残疾、重度残疾)考察经济困难及残疾家庭中儿童的身体健康、心理情绪及学校表现。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与父母残疾均与更差的儿童发展结果显著相关;随经济困难与残疾程度加深,儿童多表现出更差的发展结果;此外,当经济困境累加残疾时,儿童在环境感知、学习状态方面表现出更大发展劣势;但在控制儿童与所处环境的互动结果(主要是在家庭、学校和社区形成的重要社会关系状况)后,经济困难及父母残疾与儿童发展各指标的负向关联消失或减弱,提示需对困难家庭儿童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塑造给予特别关注。建议我国的困难家庭救助政策从以下方面对经济困难及残疾家庭儿童的身心发展给予更多支持:第一,适当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将符合一定标准的低保边缘家庭纳入综合救助范围;第二,强化服务救助,在基本生活保障之外,对困难家庭提供更多针对家庭与社会关系、儿童身心发展的干预服务;第三,对于存在经济匮乏与残疾双重挑战的困难家庭,加强部门协作、需求评估与个性化救助服务供给。

基于家庭因素探讨儿童误服药物急性中毒的诱因及其护理对策

目的基于家庭因素探讨急诊就诊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的诱因及其护理对策,以减少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的发生。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我院急诊科就诊的203例误服药物中毒的患儿为中毒组,另选取同期就诊的203例其他疾病患儿为对照组。对两组患儿家属进行面对面访谈,并记录访谈数据;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的主要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误服药物中毒患儿的发生率逐年上升,主要以2~7岁儿童多见(P<0.05),男童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女童(P<0.05),农村地区显著高于城镇地区(P<0.05),春夏季节与中毒事件的发生亦有一定相关性(P<0.05)。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得出,患儿家属的文化程度[OR=1.494,95%CI(1.113,2.005)]、药品放置[OR=0.372,95%CI(0.235,0.588)]、家属的药物安全意识差[OR=3.369,95%CI(2.129,5.331)]、家属用药知识缺乏[OR=3.084,95%CI(1.939,4.906)]、家属对患儿进行过药物安全教育[OR=0.230,95%CI(0.135,0.391)]是影响儿童误服药物中毒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家长文化程度、药品放置、药物安全意识等是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的独立影响因素。加强药物安全意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儿童及其家属的用药安全意识,以降低儿童误服药物中毒的发生风险。

健康生命轨迹计划缘起与发展:社区-家庭-母婴多层面儿童超重与肥胖干预研究队列

健康生命轨迹计划(HeLTI)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中国、加拿大、南非、印度等多个国家参与的前瞻性出生队列干预研究。本项目旨在利用HeLTI在个性化健康教育和权威专业健康指导方面的优势,探索建立涵盖备孕期、孕产期、婴幼儿期、学龄前期等多个阶段的社区-家庭-母亲-儿童(CFMC)干预措施,实施连续性多层面的干预,构建国际合作研究平台,实现从生命源头预防肥胖等发育源性疾病的目标。由中国、加拿大共同实施的中加健康生命轨迹计划(SCHeLTI)也称生命树项目,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加拿大卫生研究院共同资助,由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牵头,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及加拿大舍布鲁克大学等知名大学和机构共同组成研究团队。项目纳入的研究对象主要来自上海市徐汇区、长宁区、闵行区、奉贤区、松江区的妇幼保健院及其管辖的4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项目所采用的生命早期多层面综合干预方案将在上海地区乃至全国进行推广,研究结果期待为WHO制定儿童肥胖早期干预指南提供科学依据。

儿童运动看护家庭嵌入支持策略探索

学龄前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的关切焦点,通过家庭嵌入的运动看护可以更好的促进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及系统科学思想,提出了相应的支持策略:重视家庭教育与看护培训,构建儿童运动看护发展动力源;提供心理支持与健康监督,保障儿童运动看护整体科学性;推进家校共育与信息共享,搭建儿童运动看护家校平台;完善社区参与与家庭融合,促进儿童运动看护持续协调发展。

残疾儿童家庭教育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高质量教育对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奠基作用,需要家庭与学校协同。较之残疾儿童的学校教育,其家庭教育是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残疾儿童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和挑战性均较突出,主要面临经济状况、父母心理健康、教育新要求应对能力不足等困境,其成因既有个体因素,也有环境因素。鉴于此,应通过精准支持减轻残疾儿童父母的经济压力与心理压力,提升其教育效能感,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政社力量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联动机制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现代家庭的儿童保护功能趋向弱化甚至缺失,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在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提供福利服务方面如何开展联动工作并优化协同路径,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政策实施地开展参与观察、半结构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总结地方帮扶经验,借助生态位理论视角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关爱服务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发现,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三大福利供给主体分别构成了三条生态链主线,通过“政社合作”和“群社协同”两条上行和下行联动路径吸纳各类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服务。其中,专业社会组织处于关键生态位,是各类联动工作的中枢核心;发现报告是联动工作的关键环节,但仍需进一步优化协作机制。未来应强化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实施家庭增权服务,管控伦理风险,推进社会力量的有序联动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吸纳,并完善相关儿童福利政策监督反馈机制,以增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的福祉。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水平:父母教养压力的中介作用

儿童游戏权是儿童的基本人权,父母是儿童游戏权保障的重要主体之一,对儿童游戏权的保障是儿童拥有幸福童年生活权利的需要。为探究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水平的现状,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养压力对其影响,采用问卷调查了浙江省852名幼儿家长。结果发现,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在子女个数、家庭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水平;父母教养压力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水平;父母教养压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可通过完善社会补偿机制、缓解父母教养压力来提升家庭儿童游戏权保障水平。

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护理对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效果观察

分析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护理用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效果。方法 样本选取数量62例,均为收治自闭症儿童,样本筛选时间跨度于2022.10-2023.10,基于数字表随机划分2组,即:参照组、实验组,前者31例以常规康复护理开展工作,后者31例以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护理开展工作,分析相关指标,涵盖:孤独程度(ATEC、ABC、CARS)、社交能力(心理教育评定量表)、智力水平(VIQ、PIQ、FSIQ)、生活质量(生理功能、精神健康、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满意度(不满意、尚满意、满意)。结果 护理前,孤独程度评分组间相似P>0.05;护理后,实验组ATEC(66.15±10.32)分、ABC(48.85±7.45)分、CARS(25.05±4.17)分有更低值P<0.05。实验组感觉反应(8.36±1.21)分、对外界兴趣度(6.22±1.15)分、情感和关系(5.19±1.22)分较参照组有更高值P<0.05。实验组VIQ(83.22±3.45)分、PIQ(80.98±3.61)分、FSIQ(88.74±3.68)分较参照组评分更高P<0.05。实验组生理功能(88.35±3.41)分、精神健康(88.46±3.37)分、躯体功能(88.25±3.41)分、社会功能(88.54±3.27)分较参照组同项值更高P<0.05。实验组满意率96.77%较参照组80.65%更高P<0.05。结论 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护理辅助自闭症儿童护理工作展开效果明显,可促进患儿康复,可推广。

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家庭支持方案效果评价

评价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家庭支持方案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诊断为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患儿48例,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执行家庭支持方案。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等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对比两组患儿的治疗前后Gesell量表各项评分和社会生活能力评分。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患儿的Gesell量表各项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试验组治疗后的社会生活能力评分也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患儿实施家庭支持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患儿的各项能区评分及社会生活能力,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公平与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

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公平涉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以人为核心城镇化进程,故值得学术研究深入探讨的议题。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对不同儿童义务教育结果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1)基准估计揭示了教育财政投入、家庭教育支出与本地-流动儿童的学业表现间可能存在负相关性的关系,但未有明显证据表明本地儿童的学业表现优于流动儿童,稳健性检验则发现似不相关回归更富估计效率;(2)利用分样本回归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生均财政经费拨款有利于提高流动儿童和贫困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结果表现;(3)利用分位数回归发现本地儿童在各分位点上的学业表现高于流动儿童,但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利用MM分解发现本地-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结果不平等具有“天花板效应”的鲜明特征。

家庭嘈杂度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家庭嘈杂度是指家庭环境具有高噪音、拥挤以及无序性、无规律的特点。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家庭嘈杂度对于儿童,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多种不良影响。如,降低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负面影响社会性发展、导致认知情绪问题增多等方面的问题。未来研究的关键在于家庭嘈杂度水平等级的划分、测量方式和研究方案的改进、探父母对家庭嘈杂度的理解及其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内在影响机制,从而关注生活在不同家庭嘈杂水平的心理问题延伸到挖掘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

中国儿童家庭福利服务制度70年历史变迁、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向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中国化现代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社会福利制度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服务、义务教育、住房家庭和健康服务五个亚体系组成。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是指国家与政府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服务。儿童、老弱病残孕贫和家庭健康福利是重中之重。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运用社会福利与儿童家庭福利等理论,将中国70年儿童福利制度结构变迁分为1949—1957年、1958—1977年、1978—1989年、1990—2010年、2011—2021年五个历史发展阶段,概括每个历史阶段儿童福利制度发展时代特征。简述儿童福利制度理念由现代蜕变为传统,又由传统重新回归现代,由“普惠性”和“国家责任”蜕变为“选择性”和“家庭责任”,又由选择性、家庭责任重新回归普惠性和国家责任,由“家庭福利为基础儿童福利制度”蜕变为“孤残儿童福利服务”,又由儿童福利与家庭福利分离,重新回归“以家庭福利为基础现代儿童福利制度”范式结构转型历程。概括现代、普惠儿童福利制度U字型历史发展轨迹,描绘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家庭福利、总体性福利制度一体化和整合性发展趋势,总结70年儿童福利制度发展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指明广义、现代、普惠儿童福利、家庭福利和总体性社会福利制度是“现代国家最大政治问题”的基本结论。最后简述中国化现代性、普惠性、广义儿童福利制度现代福利理念、福利法治化、福利财政学等制度化建设路径,指明福利中国和中国福利社会发展目标。

建设民主型家庭,培养儿童独立人格

亲子关系是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段人际关系,其质量对个人人格发展非常重要。亲子关系不和谐,会影响个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因此,构建积极健康的亲子关系对个体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和谐至关重要。但自秦汉起,我国封建社会就确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纲常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