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探析

《元代白话碑》同义连用从词性看,既有实词型同义连用,又有虚词型同义连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义连用的词性与同义连用中构成语素的词性存在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动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副词=形容词;从音节看,有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甚至出现了六音节的情况;从节奏看,有1+1式、2+1式、1+2式、1+1+2式、2+1+1式、1+1+1式、1+1+4式。从语义看,有本义同引申义连用、本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假借义连用、假借义同假借义连用、引申义同引申义连用、连用的一方为通假字、连用的双方为通假字等形式。从句法看,同义连用可以做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从词序来看,有些同义连用组成部分的前后词序可以颠倒,其原因主要与两语素的声调或声母的发音舌位有关。

“其辭極溪刻,指摘甚當” 有關入矢義高兩篇書評的一些史料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針對新中國出版的古典文史研究著作,日本漢學家入矢義高曾經連續發表過一系列的學術書評。在被評的著作中,既有史學耆宿鄧之誠的絕筆之作《東京夢華錄注》,也有史學新星蔡美彪的最初專著《元代白話碑集録》。入矢的這些書評措辭激烈,給人留下“其辭極溪刻”“刻薄”的深刻印象,但又頗能擊中要害,讓被評者感到“指摘甚當”“對我是個極大的教訓”。本文根據若干已刊和未刊史料,通過還原鄧之誠和蔡美彪對入矢書評回應的具體過程,嘗試探討在“三七開”或“勸百諷一”式書評占主流位置的學術界中實行一種“嚴正且尖銳”書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