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与历史书写:《元史》蒙古列女形象“汉化”问题刍论

一般认为,元代蒙古妇女守节乃是受到汉文化之深刻影响。通过考察《元史》所载蒙古节妇具体事例,并结合同时代蒙古、波斯文献以及外国人游记收录的有关蒙古妇女守节的内容,《元史》所载蒙古妇女守节与其汉文化水平并无直接关系。她们的这些行为是明朝政府出于巩固政权、推行风教等目的,以及受到理学发展之影响,而被加工、重塑后列入《元史》当中以加强文化认同。《元史》有关蒙古列女形象的书写,恰好反映出元明之际多民族交融的历史事实。

殺虎與當熊:元代胡烈婦救夫叙事的流變

胡烈婦爲《元史》列女之一,史傳全文僅約八十字,雖曰“烈婦”,卻有義之行、無烈之實。胡婦因殺虎救夫而膾炙於元代南、北士人之口,是少見入史之前具有豐富傳世資料的元代列女。由於事迹流布於廟堂江湖之間,文圖並茂,故事在複述中流變,使其承載的叙事功能遠比列女史傳的内在意義與外在形式更加多元。叙事方向大致可歸納爲三類:第一類爲政治正確的詮釋,主要在宋元對峙和南宋亡國的背景下,元廷官員强調胡氏的義烈,彰顯國朝人倫淳厚,纔出此祥瑞之徵。第二類着重倫理綱常的發揚,將胡氏殺虎救夫與馮媛當熊保君並列,甚而添加饒娥殺蛟,完整爲君、父、夫三綱的論述。第三種則從百姓的角度控訴政虐,尤其南宋遺士以頌揚胡烈婦爲表,軍興戍役之害爲裏,批判苛政猛於虎。當故事成爲正史的一部分,這些叙事空間隨之消散,胡烈婦的討論也趨於冷寂,明清士人偶爾提及,反倒是因對元人傳世相關畫作的興趣,而非故事本身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