踵金宋餘習:蘇天爵《元文類》中的詩歌史開端探論

蘇天爵(1294—1352),字伯修,爲元代中葉館閣文臣的代表人物。其精通史學之餘,亦善於詩文,有總集《元文類》七十卷傳世。《元文類》具備豐富的材料與龐大的規模,以賦體爲始,傳體爲迄,合計收録34類文體,文學史價值不可忽視。本文擬聚焦於《元文類》的詩歌部分,特别是各個類别的開端部分。蘇天爵固然希望建立元詩的主體性,卻必須處理元詩成形以前,與金、宋兩代詩學交雜的時期。這涉及元代對前朝詩歌與文化的認可與接受。是以本文希望從總集的編選手法入手,探討《元文類》對這問題的態度,以及處理手法。本文將分成三部分。首先是整理有關元詩開端之議題的理路,以及其與《元文類》之性質的關係;其次,本文會由元好問於總集中的位置入手,分析金人詩歌進入《元文類》的情況與意義;最後,本文會關注其他金、宋遺民,嘗試梳理隱於總集中的前朝記憶與遺民情感,並考察蘇天爵如何接受它們。

元代乐府诗内部的分化与礼乐建设的现实需要

乐章与乐府歌行通常被视为乐府诗内部的诗体,以苏天爵为代表的元人却将乐章与乐府歌行视为二体。二者在雅俗上的对立是如此分类的主要原因。在元代,乐章的政治功用还有所保留,但乐府歌行已基本无法发挥其政治功用;乐章文辞典雅,出于文人,乐府歌行的文辞则浮鄙俚俗,最初出于民间;乐章要倡导“性情之正”,乐府歌行则被认为缺少“正大之情”。元人对乐章的认知主要基于礼乐制度,在乐章创作上主张“崇古”“尚雅”,同时政治虽然是批评乐章的重要标准,但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是无法得到认可的。

苏天爵与元代史学

苏天爵是元代颇有文史之才的杰出史家,在当代史撰著和历史文献整理与编纂方面成就卓著;在历史编纂理论与思想方面卓有见识。他所纂《国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两部著述至今仍在中国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系统考察其史学实践与思想,对于探讨元代史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校勘札记

以《牧庵集》《元文类》《元史》为参照,对泰山石刻《大元太师泰安武穆王神道之碑铭》进行校勘,补正脱字、误字总计73字,修正常见的标点错误5处,对部分疑难句进行解读,从而形成一个准确、可读的版本。

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招捕总录》版本考辨

元代《经世大典》"政典"之下有"招捕",为《招捕总录》全文,清代阮元《宛委别藏》所收之本始有此名,《经世大典》亡佚后"招捕"赖《元文类》得以保存。《招捕总录》流传至今仍以古本存世,版本众多,其单刊本当是从《经世大典》或《元文类》抄录而来。

元代释奠乐章考论

《元史·礼乐志》中收录有两套释奠乐章:一为实用乐章,共16章,史家以为"皆旧曲";一为备用乐章,元人撰作而未及使用,共11章,存9章,"阙"2章。明人指出,实用乐章之"旧曲"系沿用宋大晟府释奠乐章而来。清人察觉到大晟府乐章是14章,与实用乐章16章之数不符,从而断定所多2章为元人增撰;并且从元代这两套乐章间找到"巧合",得出实用乐章较大晟府所多2章就是备用乐章所缺2章的结论。可是,如果把问题放到元代祭孔礼仪演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会发现,《元史》备用乐章11章之数及所谓缺2章的记载本已失误,清人据此辗转解释,以致疑误更深。实际上,这2首乐章皆出自宋人王应麟之手。16首乐章在宋末祭孔仪式中已被运用,后为元廷全盘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