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学史》及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再探讨——重印《先秦名学史》导言

长期以来,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一直被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初稿,或一部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著作,学界围绕胡适博士学位问题更是聚讼不休。本文认为:《先秦名学史》并非一本纯粹的逻辑史研究专著,而是一本研究先秦哲学方法论发展史的著作,它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两本性质不同的书;胡适之所以要写《先秦名学史》,既有现实因素对他的触动,更有学术自身的因素,哲学受它的方法制约,哲学的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方法论的发展,唯有从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发现、发掘和发展出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才能避免“引起旧文化的消亡”,才能打破“信仰主义”和“先验主义”的中古遗产,从而引导中国哲学和科学走向现代化;《先秦名学史》作为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很好地解决了它所提出的问题。胡适用西方“原因论”和“效果论”哲学方法来阐释孔子和墨子的哲学方法论,通过对先秦各家各派哲学方法的还原,充分揭示了哲学方法的发展是科学和哲学进步的内在驱动力,它是一篇具有极高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博士论文。本文回顾了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来龙去脉,通过各种新发现的证据,证明了胡适的博士学位案是一场冤假错案,并主张取“无罪推定”的原则,来为这一“学案”画上句号。

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精品——读《先秦史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鸿修先生的论文集<先秦史研究>,近日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1979年以来发表的论文21篇,内容涉及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西周至战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军事、法律制度、交通与地理,以及学者与学派评介等许多方面.

冲破西方美学框架 构建中国艺术观念史——读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

我国以往的美学史和艺术史写作皆借鉴和套用了西方对美和艺术的概念解释,将其建立在对"美是什么"以及"艺术是什么"的理解基础之上,如此"美的艺术"构成了其主要理论依据和主题线索。而事实上,对西方美学框架的直接套用使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写作走向了歧途。刘成纪新著《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的重要贡献在于它不仅剖析了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的钳制和束缚作用,而且为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写作寻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它为重构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开拓了道路、树立了典范。

韩连琪先生与先秦秦汉史研究

韩连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先秦秦汉史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韩先生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教书育人、奖掖后学,为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特别是先秦秦汉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杰出贡献。韩先生治学,注重宏观把握历史和贯通的理解,注重构建学说系统,不赞成搞支离破碎的繁琐论证,更不赞成在学术研究中刻意追求新巧。他的论文侧重于对历史发展大势作纲领式的描述,特别强调历史解释的系统性,犹如正面作战的大军而无游击之气。《先秦两汉史论丛》收入的文章,分开来看是对某一时期某一专题的论述,综合来看则都有他对先秦秦汉社会形态的看法贯彻其中,深为研究者所推崇。

从观念“定势”中走出来的尝试——研讨历史的思想自述之三

《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撰写(1979—1983年),是其时作者从传统思想"定势"中走出来的一次尝试。作者之所以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研究对象,是希望反思"文革"和专制主义的影响,重新核检中国的政治观念。该书对若干历史理论进行探索,提出政治思想既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君主专制是政治思想的主体等观点,探讨价值、是非的判定标准,尝试以人性论等作为分析的起点,拓宽政治思想研究对象的内容。

试论《武陵记》与“仡僚”之称

目前,有部分学者认为,"仡僚"最早记载于黄闵《武陵记》,并有引文为证,但都未注明出处。梳理这些未注明出处的观点和引文,最早的是田曙岚先生,田先生也说他读过黄闵《武陵记》,但田先生也没有注明他读的是来自何处的黄闵《武陵记》。其他有这一主张的学者很可能是受到了田先生的影响。但仔细核对目前能找到的《武陵记》,其中并没有"仡僚"或者近音异写词,说明"仡僚"之称最早未必始于黄闵《武陵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对《路史》和吕思勉《先秦史》有关"犵獠"记载的误读所造成的。

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墨经逻辑看殊相之“殊”——以《墨经·小取》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方法的研究,研究者众且研究角度丰富。但综观而言,仍难言已打开了对概念、命题讨论的关系网。史宁中先生近年围绕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做出了独具匠心的、开创性的研究。按照史先生的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逻辑的挖掘思路对《老子》、《庄子》、《墨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典籍进行研读,以道、形、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术语展开继续研究,或许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本组文章努力尝试发现并进一步确证: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辨性和大一统性的思想特征。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与西方哲学的思想逻辑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逻辑在发生时间上早于西方、在深刻性上高于西方、在理论形态上以辩证逻辑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形式逻辑。这种研究对于深入挖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思辨规律、思想特质、理论形态和发展脉络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人发扬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开创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具有引导价值。

观念史范式与艺术史书写的第三条道路——刘成纪《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读后

艺术作品史和艺术理论史,是目前从艺术维度向历史提问的两种主要范式。刘成纪教授的《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基于对艺术概念的本土转化、对艺术史观的反思和对"三重证据法"的运用所形成的艺术观念史范式,重新向历史提问,不仅拓展了艺术史研究的路径,照亮了被遮蔽的一些侧面和内容,进一步还原和呈现历史本相,而且对美学史、文学史等的书写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拿证据来”——《胡适论历史》导言

关于胡适，最大悬疑就是老先生的博士学位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这是无中生有，是1920年左右梅光迪先生挑起的，由此看来，这应是哥大时先生酝酿文学改良和任叔永、梅光迪等先生论争留下的“隐患”。但不管怎么争论，关于他的学位论文却不可能存疑，那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印行中文版时译名为《先秦名学史》）。

“整理国故”与现代学术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胡适认为,'国故'不同于'国学'(经学),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包含'国粹',也包含'国渣'。'整理国故'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具有系统的规划。胡适'国故'研究的最初成果是《先秦名学史》,目的是探究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堪称现代学术史的范例。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研究代表了'整理国故'运动中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学者胡适是怎样被卷入政治漩涡的？——胡适与政要们的交往

胡适是一个学者。他一生共获得35个博士学位，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还有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和香港的名牌大学的法学、文学和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34个，在中国无人能与相比。他一生著作等身，生前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戴东原的哲学》、《白话文学史》、《淮南王书》、《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尝试集》（新诗）等，逝世后经学人整理出版的有《中国古代思想史长编》、《先秦名学史》、《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尝试后集》，等等。他的学术成就是得到海内外学界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