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文献学价值

从《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内容、取材、来源、分类、校勘、阅读等方面论证了该书的文献学价值 ,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西夏史料汇编 ,是一部研究西夏历史的大型资料工具书。

《民族研究动态》载文评介《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民族研究动态》八五年一期发表署名朔丁的文章,评介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夏史研究者韩荫晟新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第一卷上下册。文章指出,这部《汇编》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由于党项和西夏史料较零散不集中,编者将散见于各书的党项和西夏资料加以汇集,按内容分段、标点,校勘、考订或注释、析疑,为读者提供可信的史料”。

广博、精审、缜密——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

史料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近年来,随着我国西夏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研究者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西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韩荫晟同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就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西夏史料主要包括西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两个部分。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西夏法律书《天盛年新改定律令》第十章“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这些可以说明,西夏曾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

史料学、历史文献学视域下对党项与西夏史料的异同认知述评

党项与西夏的史料就是党项与西夏国发生、发展、消亡过程中的史迹遗存、文字记录和口碑资料。具体地说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的汉文党项与西夏史料、西夏文文献和考古发现,亦即唐、五代、宋、辽、金士大夫和西夏人书写的党项和西夏史料,是党项和西夏存续期间同时代的人的历史见证,是故其史料性质对于研究党项与西夏而言是第一手资料。而明清时期的汉文西夏专史,从文献整理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对研究党项与西夏的历史只有学术上的研究参考价值,而不能作为原始史料征引。

《党项与西夏资料索引、标注与异名对照》前言

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索引和编纂,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西夏历史研究更是如此。由于元朝统治者在为前代修史时,只修纂了宋、辽、金三史,唯独没有修一部纪传体的西夏史,加之蒙古灭夏时的焚毁,使西夏的历史资料丧失殆尽。因此从传世的正史、笔记、文集以及出土的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献中发掘史料,是西夏史研究必由途径。著名史学家韩荫晟先生耗费三十余年的心血,编纂出500万言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奠定了汉文西夏文献的基础。

西夏的汉族和党项民族的汉化

西夏王朝境内原有大量汉族。汉文和西夏文文献表明,西夏的汉族与主体民族党项族关系密切,一些汉人在西夏政府中有重要地位,更多的汉族在基层与党项族杂居。西夏社会主流提倡番、汉民族友好和交流。党项族因受到汉族的强大影响,在物质生产方面,在衣、食、住、婚姻等风俗习惯方面,甚至在语言方面都在不断向汉族趋同。西夏灭亡后党项族在蒙、元时期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不少人流向内地,其中一些党项族后裔在湖北地区留下了足迹。无论是留居西北还是进入中原地区的党项族后裔都经历了更深刻的汉化进程,加速了党项族的消亡,在明清之际多数融入汉族。

党项、“弭药”与四川西夏遗民

对党项、“弭药”和四川西夏遗民的研究不仅能从一个侧面剖析四川藏区的民族构成和历史风貌,而且能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成份的识别提供有用的参考资料。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四川西夏遗民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借以抛砖引玉。一党项羌是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羌族的一支,兴起于南北朝末期。隋唐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党项社会的发展以及青藏高原吐蕃势力的壮大。

敦煌舞蹈的民族性研究——以西夏党项羌族为例

西夏时期榆林窟出现了三种新的风格:中原绘画风格、藏传密教风格、西夏艺术风格,这个时期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党项羌族为主体的王朝,本文力图以西夏时期党项羌族所作壁画为例来探究敦煌舞蹈的民族多元发展。

从西夏岩画看党项族的个性特点

在距今7个世纪,先后与宋、辽、金鼎力,统治西北广大地区近200年的西夏王朝,曾经组织领导其全境内的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开展同周边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突出了民族特色,培养了质朴、诚恳、忠厚、坦率、慷慨的性格和淳朴的民风,实现了党项、汉、回鹘、契丹、吐蕃等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联合和局部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对西夏、对党项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显学。借助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从跃然于山崖峭壁的西夏岩画中探讨党项族社会生活的内容,为我们了解一个全盛时期西夏党项族的性格人生提供了佐证。

西夏华严禅思想与党项民族的文化个性——西夏文献《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解读

西夏佛教思想不仅是对中原佛教文化进行引进与创新的结果,同时还是党项民族进行文化改造与创新的成果,这在现存的《解行照心图》及《洪州宗师教仪》等西夏佛教文献中有较突出的表现。西夏佛教界在综合唐代宗密华严思想、菏泽禅法、辽代华严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了与北宋及辽朝华严和禅学思想都不尽相同的华严禅思想;西夏佛学思想既是党项民族文化个性的思想反映,也是党项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史载党项人对肉苁蓉的认识与利用——兼论它在西夏王朝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肉苁蓉是一种沙地植物,主要分布于今天的甘肃、宁夏、陕北及内蒙古西部。从党项人本土生态知识的视角出发,探讨党项人对肉苁蓉的认识和利用,发现他们对肉苁蓉生物属性的理解十分精准,对它的利用也能恰到好处,既能获利,又不会破坏它的再生;从西夏时期的典籍记载发现,在与宋、辽交往过程中,肉苁蓉被视为珍贵的药材和补品,充当贡品和商品,身价百倍,从而使西夏王朝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仰仗肉苁蓉的外销获得了众多的好处,为西夏立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项与西夏女性人物汇考

本文搜集整理出唐宋以来党项、西夏史籍、类书、文集、墓志铭等汉文资料中所见136名党项与西夏女性,从姓氏、社会关系、封赠与事迹、史料来源等方面予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党项与西夏妇女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问题。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西夏王朝的建立

党项拓跋部出自鲜卑族。西夏是以党项拓跋部为核心,先后经过部落、部落集团、地方政权几个发展阶段,于公元1038年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一个割据政权。它与北宋、辽、金鼎立,立国时间长达近两个世纪,在我国多民族史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

试论《长编》对党项西夏专名的校勘价值

文章认为,标点本《长编》不可用于专名校勘。该书将那些经清人改译的专名予以回改,但不少地方不顾对音规则,只管机械地照搬,且不作任何交代,使用者在校勘举证时,从某书中来,又到该书中去,很容易犯下"循环论证"的错误。影印本《长编》中,清人误以藏语安多方言来改译《长编》里的党项、西夏专名,虽然不大确切,但毕竟要遵循一定的对音规则,从而具有特殊的校勘价值,可据以订正译音词的讹误。从对专名校勘的角度而言,现有标点本《长编》的价值要低于影印本。

7—14世纪党项西夏与吐蕃关系述论

党项与吐蕃有较深的渊源关系,7—14世纪两民族的互动尤为突出,对党项族的发展及当时中国西北民族分布格局、政治格局、丝路改道、汉藏文化交融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体现出阶段性特点:7—11世纪,党项西夏与吐蕃的关系以战争、迁徙、杂居交融为主;12—14世纪,党项西夏与吐蕃关系则以政治、宗教文化交流为主,党项西夏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中介桥梁。这一特点与当时中国西北政治局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早期党项八大部西夏姓氏考

早期党项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大的部落有八个。本文把这八个姓氏与西夏建国后的西夏姓氏作了勘同,并对汉文史籍中关于这些部落名称的错误记载作了订正。在此基础上,对它们所代表的各自家族的发展状况略加钩沉考证,从中可以窥见数百年间党项宗族部落发生的剧变。西夏王朝建立后,唯有拓拔一族发展为皇族,风光无限,余多败散,就连与拓拔氏世代互通婚姻的颇超氏、野律氏也未能幸免。除拓拔氏、野律氏外,其余家族在西夏王朝政治舞台上不见有什么显赫人物出现。个别家族在西夏姓氏中不见踪影,不排除在部落纠纷、民族迁徙融合中走向消亡的可能。

略论西夏党项民族音乐

西夏音乐的发展演变,既受党项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音乐自身内在因素的制约。西夏音乐有民间乐、宫廷乐,形式多样,作用不同;乐器种类繁多,充分反映出西夏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点,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源竞争、身份变迁与文化抉择——以党项西夏社会性格变化为例

党项本是一个俗尚武力的高山河谷游牧民族。自隋唐起,党项人在与中原汉人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互动中出现了由"俗尚武力"转向"文风赫然"的社会性格变化的现象。这种变化以唐代拓跋李氏儒化为起始,经由西夏统治群体的提倡,而渐次普及到整个社会。推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党项人在面对客观环境造成的资源竞争危机时,及时对群体身份作出的有利于资源竞争的调整与适应,进而以调适后的身份参与资源的重新竞争和分配。在资源竞争、身份变迁与文化抉择三者的作用下,党项人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西夏文风赫然的社会性格。

西夏党项族尚武精神在岩画中的演绎

西夏岩画及西夏文题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时期的手迹和文物资料,借助于古今所编纂的西夏文辞书和历史、民族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西夏人活动范围以及在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