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国早期流布考

被称为"世界三大游记"之一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于日本承和十四年(847)成书,二百二十余年后的宋熙宁五年(1072),由圆仁的后辈成寻携带入宋并直接进呈于宋朝廷,此为该书中国流布之嚆矢。有关该书传入中国的情形,成寻的入宋日记《参天台五台山记》有详细记载。由于此前的文献未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名,因此,《参天台五台山记》便成为对该书书名的最早披露。《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本不传,正应四年(1291)由兼胤抄写的日本东寺观智院旧藏本为现存最古也是唯一的旧手抄本,而由成寻传入中国的版本则是现有记载可知最早存在过的手抄本。

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贡献

日本圆仁所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入唐》）和唐代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元朝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被人们称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它不仅是中、日文化邦交史上一部闪灼着耀眼光芒的历史文献，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关系史上一部彪炳千秋的不朽丰碑。深入地对它进行研究不仅能多层面、多角度地了解唐代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情况，而且对中、日文化的友好邦交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和意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见的语法成分武振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①（以下简称《行记》）四卷，日本高僧圆仁撰。圆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至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８４７年）作为请益僧在中国巡礼。《行记》便是他在这十年中写的日记。这部语体文的《行记》...

日本入唐僧的中国旅行——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日本入唐僧早已为学界注意,但较少有人从旅行视角考察其活动。通过研究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以发现,入唐僧在使团中的实际地位不高,仅为附庸而已。在其游历过程中,公验和过所是必备品;口头询问和参看"候子"是确认方位与里程的普遍方式,实体地图并未发挥作用;驿驴和船只是其主要交通工具;寺院和民居则为主要寄宿地,偶有馆驿破格接纳。日本入唐僧的中国行存在着由使团活动的从属到自主精神巡礼的转变,对入唐僧漫漫旅程的考察,不仅可以窥探"化外人"在唐旅行的制度与实际,也能看出唐王朝旅行规制的整体样貌。

唐人对外来游方僧的态度及其原因——以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在唐代,世俗王权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佛教信仰已然深入民间,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唐代社会对于外来游方僧的态度是礼敬有加的。然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我们呈现出了历史多样化的一面。开成会昌年间,圆仁等外来游方僧到大唐求法巡礼,所经之处,由于蝗灾严重,语言不通,寺院发展不平衡,由于村民地方感意识强烈及部分民众内心的悭吝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官员、寺院和普通民家对于这些外来僧的态度不尽相同,圆仁等僧人甚至遇到过投宿无门、乞斋无术的窘境。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载文书疑难词语释读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撰者圆仁虽为日本僧人,但具备颇高的汉文修养与造诣,对汉语及唐代书仪的运用水平相当高。对入唐僧圆仁所撰文书中疑难词语的释读,可以了解当时中日书仪用语的密切关联。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比较研究

日本入唐僧园仁与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是古代中外友好的使者。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马可波罗游记》都是古代中外交流的珍贵记录。从两位使者在中国的活动舞台和两书的记述内容及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方面探讨了两者的相同之处;从历史背景和史料价值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不同之处。

《汉语大词典》新词补议——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例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语言的重要资料,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新词与《汉语大词典》进行比对,可以找出其失收或晚收的新词,以订补《汉语大词典》在释义和书证方面的疏漏,显示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方面的重要的语料价值。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来”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概数词“来”曹小云《入唐求法巡礼行记》①以下简称《行记》）四卷，日本高僧圆仁撰。本文拟对《行记》中概数词“来”进行初步考察，以期揭示其在晚唐时期的使用情况。一、有关概数词“来”的早期使用情况，大田辰夫（１９５８）、江蓝生（１９...

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日本圆仁从日本渡海到唐,经扬州(江苏扬州)、山东半岛、五台山到长安,又从长安东去渡海归日的旅行记。该书详细记载了圆仁在唐的旅行路线,并记载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由于他是外国人,除了在佛道关系方面他有佛教徒的倾向性以外,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可能有什么偏见,所以,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载,必然较唐朝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文献较为客观,这就决定其史料价值更高。不过,也由于他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情况不十分熟悉,故而该书的有些记载并不完全确切,或者是错误的。因此,对该书的内容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既要肯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宜盲目崇拜。在我看来,就史料价值说,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圆仁的耳闻目睹,真实可信,中国史籍也没有记载,这是最珍贵的部分。其二,因中国史籍的记载过于简略,所载可以补充中国史籍的不足,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其三,所载不够准确或者错误,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正的部分。

圆仁从日本到扬州的一段旅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读后

日僧圆仁（公元794—864年）于唐文宗开成三年即公元838年,随遣唐使藤原常嗣一行入唐,留中国9年余。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归国,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简称《行记》）、《金刚顶经疏》,建常行三昧堂,成为延历寺座主。死后,日本朝廷赠以慈觉大师的称号。 《行记》共四卷。其第一卷的前一部分记录了他从日本到扬州的一段旅程,留下了当时江苏江北地区建置、山川、物产（特别是产）、交通、风俗民情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兹录之于下以供参考。 一、圆仁入唐的海上航路 圆仁参加的这支遣唐队伍,先后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四年两次试航,都因起程不久遭逆风或暴风袭击而告失败。仁明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六月十三日,第三次出航,大使藤原常嗣先率一、四舶启程,第二舶改由藤原丰率领,后十余日出发。

圆仁与李德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扬州的李德裕

本文根据日本高僧圆仁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深入探讨了唐朝时期圆仁在来华求法过程中与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交往，并由此对历史上有关李德裕的人品及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一定参考意义。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所反映的天台宗问题

中国佛教发展至唐代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同时随着中国其它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开始影响邻近各国,特别是对日本,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日两国的交往,《后汉书》已有“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到了隋代,二次派遣隋使。大业二年,(608),又派僧旻、清安、惠隐、广济四个学问僧人与留学生一起入隋,学习佛教义理。他们学成回国后,都积极传播中国的先进文化。唐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实现了国内史上著名的“

日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唐代俗讲

日僧圆仁(俗姓壬生氏),生于794年,卒于864年。为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法师弟子。于日本弘仁十三年(公元822年)最澄法师圆寂后,继其在京都比叡山开坛弘法。日本仁明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冒九死一生,启程南渡赴中国求法。

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所记载的船舶部件搙■(搙栿)的批判性考察

838年日本派遣第15批遣唐使,有关此次遣唐使的航海活动被其随行人员圆仁详细地记录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在记录中尤其被人关注的是圆仁所乘坐的遣唐使船漂流到中国扬州海陵县时的日记中提到的,无法判断其具体用途和形状的船舶部件“搙[木我](槈[木我])”。通过研究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很多人认为搙[木我](槈[木我])是搙栿(支撑、横梁)的笔误。日本学者并没有把遣唐使船认定为中国帆船,而是根据中国帆船在船底和甲板处无独立横向补强材的特点,认为遣唐使船是和船型船舶或韩船型船舶。如果是和船型船舶时,搙[木我](槈[木我])应为船梁(ふなばり),而若是韩船型船舶时应为加龙木或驾木,但考虑到和船型船舶很难造出大型船舶的事实,就可以判断出遣唐使船很可能是被日本史书以百济舶或新罗船来记录的韩船型船舶。

“异域”何以“同天”:《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之中日交流机制

圆仁所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呈现出作为佛教徒与作为日本人的两个认同维度。本文以圆仁及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述的在唐游历与交往过程为中心,从两种认同维度出发,分析作为中日交流直接参与者的圆仁所呈现出的信仰世界与当时的社会情态,从而体会以宗教为媒介的中日交流机制之运行与影响。

五十年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综述

圆仁是日本名僧 ,曾入唐求法十年 ,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朝 ,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 ,此书对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极具史料价值。本文就五十年来国内对本书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综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是”字判断句

穷尽分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是”字判断句,从表现形式、结构变化、语义表达、语法功能等方面全面描写,揭示晚唐时期判断句新旧格式交融、新兴格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特点。

历史叙事的微观书写——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所见“会昌法难”

历史叙事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书写角度,《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简称《行记》)属于微观书写,它是由日本僧人圆仁在旅唐求法期间所写。在这段时间,历史上发生了重大灭佛事件一会昌法难,被圆仁记录在《行记》中。不同于史书中从宏观角度对“会昌法难”的记载,《行记》对这一史实的叙述更加完整详细,更加具有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