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解释路径及规范衔接——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为中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存在多重解释路径。因此,在效力范围上,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法人机关理论、代表理论、代理理论存在冲突,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信义义务理论、债权相对性理论、侵权客体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基于董事职务行为所生损害的现实与上述理论的预设存在差异,上述两种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现行理论体系均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第191条既适用于直接损害场景,也适用于间接损害场景。就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力而言,直接损害场景应采用侵权责任范式和连带责任模式,间接损害场景可将违信责任范式与补充责任模式相结合。此外,第191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衔接也存在问题,适用时应结合关联责任规定进行具体分析。

论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

公司社会责任司法适用的现状反映出目前我国公司社会责任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般条款的运用,法院存在宣示性适用和说理不适当两方面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公司社会责任内涵不明确,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与其他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关系不明晰,以及司法能动性影响法院裁判。对此,需对公司社会责任一般条款进行完善。具体而言,一要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二要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类型化,三要构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法律体系。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法(修订草案)》①第一百九十条首次明确规定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其在理论层面是对法人组织体说的修正更新和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在实践层面是对董事滥权行为的有效规制和对公司及第三人利益的有效保障。但针对该制度设计仍须作必要限制,在宏观层面应当给予董事职务行为一定的容错空间,在微观层面应当设置差异化的董事责任并作配套保障。目前关于《公司法(修订草案)》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二审稿较一审稿变化颇大,规定亦更为合理,但仍存在第三人范围过大、一般过失时董事责任不明确以及与法定代表人条款存在体系冲突的问题,建议严格限制第三人范围、豁免“一般过失”时的董事责任,同时协调修订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与第一百九十条之规定。

《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目的:如何解读、如何适用?

对《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和适用历来纷争不止,根源在于将其视为“公司担保”的规定,并以之作为公司担保合同效力的评判依据。为正本清源,本文回归《公司法》自身的性质与功能,追朔公司法本来的立法目的,认为公司法主要体现为管理法性质,是关于公司治理中内部权力安排与分配的规范;《公司法》第16条是关于“公司担保决议机制”的规定,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权力归属与行使的正当性与程序性要求。有鉴于此,在处理违反《公司法》第16条的法律后果时,应遵循“两步走规则”:第一步自然应依据《公司法》的治理规则和救济措施判定担保决议自身的效力和责任,包括因公司担保决议实质和程序违法、违规和违章而导入《公司法》第22条的适用。在对公司决议形成了确定性司法裁决后再启动第二步,考察其对公司担保合同的效力影响。当公司担保决议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由此牵连出《合同法》《担保法》的介入和适用,担保合同可能发生无效的后果。本文坚持的原则是,公司有权机构做出的担保决议非经司法裁判为无效或被撤销,不能以违反《公司法》第16条作为判定担保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合同法》《担保法》不能“穿透”《公司法》第16条径行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

《公司法》第151条的漏洞及其填补

现行《公司法》规定股东代表诉讼的第151条是2005年《公司法》修正时引入的。由于第151条并非我国司法的本土经验,如何正确实施,才能符合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基本法理和立法目的,便成为了讨论的问题。第151条存在两个法律漏洞,第2款对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应规定而未规定,第3款规定的"他人"未作限制性规定。采用比较法方法和类推适用方法,利用既有法律体系内的制度和规则,认可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仍为原告,而股东则取代法定代表人的地位,确立为诉讼上法定的代表人,以填补第151条第2款之漏洞。对于第151条第3款中的"他人",应探求股东代表诉讼规范的立法目的,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将与公司无控制关系的"他人"排除在外,以贯彻第151条的立法目的。

宣言、原则抑或规范——《公司法》第5条解读

《公司法》第5条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由于措辞简洁、内容概括而导致其法律性质不清晰,存在宣言、原则与规范的不同解说和争论。该条文所确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文义上应解释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司法中表现形式,应当将其确定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通过指引法律条文的解释、重构董事义务以及引入社会监督的方式实施。

股东滥用权利的司法规制——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的实证分析

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多数股东获得控制利益的同时遏制其侵害少数股东利益的可能性,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给中国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近年来法院适用《公司法》第20条之案件的实证分析显示,股东滥用权利集中表现在股东利益冲突交易、不当管理、盈余分配和排挤管理等几方面。研究表明,虽然《公司法》第20条在司法实践中对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受损股东利益已经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是不同法院适用的标准尺度并不相同。司法实践中应当坚持多元化的审查标准,强化审查公司决策的合理性,对公司中的少数股东提供适当的救济。

《公司法》第16条强制性质解释的误区及重构

《公司法》第16条为公司提供担保规定了"限制性"要求。当前主流裁判认为,该条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具有对抗或约束第三人"的效力,据此得出了违反该条并不导致担保无效的结论。这种法律适用的思路是错误的。只有斩断《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的联结,才能纠正公司担保效力认定问题上的法律适用错误。现有理论试图构建新的解释路径,以求摆脱适用困境。然而,新的路径,要么拘泥旧有框架,要么需付出更大的理论代价,均不足取。《公司法》第16条具有积极强制与消极强制两个方面。积极一面,以公司自治行为——章程和决议——为对象;消极一面,以排除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为担保为目的。两者均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

公司法关联交易强制性规范解析——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

关联交易中滥用控制权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强制,其破坏了正义。国家必须施加强制。但我国公司法第21条这一具体强制规范要件不齐备,"利用关联关系"既不能成为"损害"的原因,也不能体现过错。因此,必须对以公司法第21条为中心的公司法强制规范进行重构,确立公平交易标准,并将程序规范与之连接以降低适用这个标准的成本。

评《公司法》第60条第3款中的公司担保行为

《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对该条款规定的立法目的究竟是限制董事、经理的担保行为,还是限制公司的担保行为,存在不同的理解。笔者从立法本意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就该款规定的合理性展开探讨。最后结合国外的立法实践提出了《公司法》修改的建议。

从法条到实践的公司法转变

法条是支撑公司法规范结构的主要支撑力,一个公司要想实现规律性运行必须制定合理、完善的法条。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公司的发展已经离不开法律的制约,同时也离不开公司法规结构的支持。一个公司的法条是维持公司日常运行的重要法规,法条向实践公司法的转化,说明法条不仅要具备规范性,还应具备强制性和自动性,这种法规结构的转变不仅能够体现公司管理的正规性,还能表现公司发展运行的具体性质。[1]任何法律都需要执行团队去执行、遵守,公司法也如此,公司法内容的制定和公司运行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对从法条到实践的公司法转变进行深入研究。

我国《公司法》停止请求权制度的立法缺陷与检讨——兼评我国《公司法》第111条

对我国《公司法》第111条的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该条是关于公司法的停止请求权制度的规定,只是存在巨大立法缺陷。本文拟对我国《公司法》停止请求权制度的立法缺陷作一些探讨。

论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裁判反思和应然立场

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上存在泛化适用的乱象,与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这一现代公司法基本理念相悖,可能会影响实践中公司集团的发展壮大。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泛化适用,主要可归于实定法缺位、非理性司法审判理念过多干预商业自治、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债权人权益保护更为全面等原因。目前正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初步填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空白,但仍宜细化认定标准。未来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这一问题上,应当充分发挥第15号指导案例的指引作用,结合人员是否混同、业务是否混同等要素,以“财产是否混同”为核心,判定关联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同时考虑“人格混同行为”是否“严重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此外,司法实务应当强化尊重商业自治的商事审判思维,并且坚持个案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裁判立场。

我国《公司法》第5条之检讨

我国现行《公司法》将公司社会责任考虑在内,是一大进步。然而,由于现行《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定比较抽象,不利于公司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践行,也使得司法实践中与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的案件陷入困境。参考国外公司社会责任之发展,结合我国文化及制度背景,对公司社会责任之内涵作出层次性界定有益于问题的解决。

《公司法》第60条与对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从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谈起

[案情]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投）、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幸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和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的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债权[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鄂经初字第89、90号民事调解书为据〕中的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的债权;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终结,同时集团公司与湖北国投之间的360万美元的债权债务也即告终结;从本协议生效至还清之日止,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的360万美元的债权按年息8.4％计息,利息随主债务同时结清。集团公司应于1999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债务;

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合理性质疑——以对我国《公司法》、《合同法》相关条文的规范分析为视角

如果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规定以公司名义与他人订立担保合同,该合同效力为何?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是否负有审查义务?若是担保相对人有此项义务,那么应当审查什么,按照什么具体标准审查,违反义务又当如何?有学者认为,基于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和实务中维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的需要,应当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合同的相对人负有审查义务,但此观点合理性存疑。

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性质研究

《公司法》第16条是公司对外担保的核心条款,研究其规范性质对于违反该条的法律后果密切联系。就保护交易安全和平衡相关利益而言,对《公司法》第16条规范性质应区别不同情形进行分析。区分一般担保中的普通公司与上市公司,普通公司的一般担保应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上市公司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关联担保不区分两者,一律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浅析——论《公司法》第72条

本文主要分析《公司法》第72条第1-3款与第4款的关系,即《公司法》关于股权转让强制性规定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股权转让任意性约定之间的关系。我国立法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折衷的态度,虽然从立法上看,是明显的进步,但对法条的理解仍然有欠缺或模糊的地方。文中结合法律实务,对《公司法》本条之规定进行阐述,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对《公司法》第72条股权转让的解读和建议

修改后的《公司法》对转让股权的股东身份未作区别,是一个缺陷。对自兼董事、监事的股东的控股股东,其股权的对外转让不应使用“过半数”,而应获得四分之三以上的股东甚至全体股东的同意;股权转让中“同等条件”的转让价格,一方面采用单一的股权转让价格,即采用综合评估与协商确定转让价格,另一方面赋予其他的股东异议权,认为价格不合理,可申请鉴定或者直接诉诸法院。

平衡的技术:公司决议瑕疵救济制度探析——兼论《公司法》第22条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决议瑕疵救济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滥诉、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不够、自力救济的沉默及诉讼引导缺失等问题。从限制起诉主体范围、改革诉讼担保制度、完善公司决议诉讼类型、创新瑕疵治愈制度等方面着手完善该制度,以期实现其价值平衡功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并兼顾公平,从而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健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