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论新《公司法》的溯及力——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诠释

新《公司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溯及既往是例外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了新《公司法》的有限溯及力,仍有再解释余地。既判力优位规则平等适用于各类生效裁判文书。有利溯及规则本身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该规定将此规则置换为“更有利于实现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是睿智之举,但未明确立法目的之优先顺序。有利溯及或新法立法目的优位都应有利于新《公司法》九大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均衡与全面的实现。裁判者应着眼于提取立法价值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大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同心圆。有必要细化解释新法立法目的优位、促成法律行为有效性、遏制履约风险外溢、填补旧法漏洞与完善旧法细节等溯及力规则。

公司法修订的理论应对与实践挑战(笔谈)

本期刊发的8篇笔谈文章,紧密围绕公司法修改的核心内容,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展开了全方位探讨。宏观方面围绕我国公司法的制度体系、立法因应、立法目的展开讨论,微观方面围绕本次修订的核心内容,对五年限期认缴制、审计委员会、董事无因解任、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异议股东回购等具体制度展开讨论。西南政法大学赵万一教授、张才华在《从公司法修订看中国式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出,法律制度的每一次重大修订都是在时代主题与发展趋势的深刻变革下接续创新而成,本次修订是一次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修订,同时也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历史征途中进行的一次修订。应时代之需,本次修订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纯化公司治理理念等作为目标,以因应中国式法律体系的建构要求。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授、郑浩凌在《ESG在中国公司法立法的因应》一文中提出,从现实来看,信息披露是形成ESG投资市场的前提,应区分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进而构建“强制披露-自愿披露”的差序化披露模式,以更好保护利益相关者;从长远来看,将公司目标范式修正为对可持续性利益的追求,并通过建立ESG委员会、细化董事会职权,进而推动公司治理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西南政法大学汪青松教授在《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扩展彰显以人为本》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大大扩展了公司法立法目的涵摄范围,可以从“规范”“保护”“完善”“弘扬”“维护”“促进”六个关键词来加以把握,并呈现出严谨有序的逻辑结构。其中规范与保护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微观层面,完善与弘扬表达了立法目的的中观层面,维护与促进表达了立法目的的宏观层面。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在《五年限期认缴制的解释与适用》一文中提出,新修订的公司法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股东认缴期限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强制性规定,在适用上,公司和公司债权人才是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监督人,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作为其辅助制度,向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等社会公众作出违反法定最长认缴期限制度的警示。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张冉在《新公司法下监事会制度的变革与挑战》一文中提出,新公司法采用了“原则上应当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在法定例外情形下不设监事会或监事”的崭新立场,出现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替代监事会模式、监事和监事会任意设置模式、监事和监事会法定设置模式等多种模式。职工利益保护模式发生了转型,职工民主在形式上失去了职工监事的保护载体,却加强了公司的行为义务,从而创设了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规范相结合的新型保护模式。在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上,仍需要进行精细化作业。清华大学梁上上教授、袁崇霖在《董事无因解任规则的校准与限制》一文中提出,股东会对于董事的解任权是公司权力坐标系中调节平衡的砝码,真正需要配置它的是公司及其股东,而非立法者。公司法第71条第1款规定的董事无因解任规则依本质应属任意性规范,将其作为默认规则,可以发挥提示投资者的作用,并有利于减少纠纷,维持公司经营稳定。股东通过股东会行使无因解任权,应受到来自公司正义原则的实体和程序限制。南京大学王建文教授、汪辰光在《新公司法背景下未届期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一文中提出,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后的出资责任承担问题,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规定对认缴制的应用漏洞作出了填补。对于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明确保护债权人利益为首要原则,其次应兼顾公司意志与股东私权,再次要在“遵循法的溯及力”与“合理地参照适用新法”之间做好协调,最后要充分发挥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的效用。中国政法大学朱晓娟副教授、潘米在《新公司法对少数股东回购请求权的创新评述》一文中提出,2023年修订公司法在规制双控人不当行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迈出了开创性步伐。对于保护少数股东具有重要制度价值的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设置三个条文对异议股东回购规则进行了制度重塑,但也在第89条第3款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规制范围,第89条第1款和第161条第1款规定传统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的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

新《公司法》资本缴纳新规实施中的三大问题及其对策

新《公司法》资本缴纳新规实施中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妥善平衡股东出资预期与债权人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设计和构建特别减资制度,允许存量公司股东在过渡期内单方减少尚未实缴的认缴出资额,但对债权成立于特别减资前的债权人不发生效力。二是恰当协调监管需求与监管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既有监管资源条件下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能,采取以信用监管为主、“双随机”抽查为辅的监管方案。三是合理把握“两虚一逃”法律风险的扩张与目的限缩之间的关系,将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排除在“两虚一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之外,以此延续和稳定社会公众预期。

关联交易公平性保障机制探讨——兼议《公司法司法解释(五)》

程序合法是判定关联交易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然而现实中程序合法而实质不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否认程序合法作为关联交易有效性的唯一事由,是对关联交易正当性认定的本质回归。文章在关联交易实质解析的基础上,分析程序公正对遏制不当关联交易的局限性,认为事前的程序保障程序与事后的实质公正标准共同构成了关联交易的公平保障机制,在肯定新司法解释进步性的同时,实质公正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亟待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订根据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司法介入公司自治与公司法解释的政策尺度

2005年的《公司法》呈现出公司自治和司法介入同向扩张的趋势。在司法过程中,法院遵循法律条文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加入法官对于公平、正义以及判决对公司治理正面引导等多角度的考虑,从而使得公司法解释呈现出厚重、艰难和多样性。通过对北京市法院系统2006年审理和裁判的一部分公司诉讼案件的解析,可以探析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普世性价值取向,把握穿透其中的原理和结构,并搭建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两种法律运动方式之间的理性桥梁。从保护股东权益和促进公司权力的顺畅运行这两个目标出发来确立司法介入的确定性基础,公司法解释则能够维护公司的基本价值,促进公司和谐发展。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分配概念解析——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出资

大陆法系及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在内,往往采用形式意义的狭义分配概念,分配仅指利润分配。在实质意义的广义分配概念下,如果某行为导致公司的财产无对价地流向了股东,即为分配。无论从正确适用资本维持原则、适当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立场出发,还是从统一法律规范、节省立法和司法成本的角度观察,实质意义的分配概念都具有制度优势。《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其经济实质与实质意义的分配相同。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公司法结构变革之逆向思维——以公司法对司法解释回应之视角

通过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发展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公司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创立及修订而言,处于"边缘而不予完全考量"之地位。引发此种现象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合力之结果。这种对司法长期积累的鲜活立法素材的不重视,必然引发公司法实践中的宏观影响及微观障碍,不利于公司法私法秩序的发现及总结。为此,公司法在再次修订时应加大对司法解释因素的考量,使司法审判中所发现的"源头活水"能够有效地在公司法立法中得以体现。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公司股东瑕疵出资是出资人未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出资或出资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的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表现为股东不适额出资、股东不适时出资、股东不适格出资以及股东不完整出资等情形。为正确理解和统一适用法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了多元化出资结构的防弊规则、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救济规则、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规则。这些规则对强化公司资本信用的法律价值、弘扬公司治理的商法理念以及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的思考——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五、二十六条的法律评析

随着《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公布和施行,对于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设计作为此次司法"解释四"中的重点之一,较之前相关规定有了诸多进步,将对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从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利益归属以及诉讼费用的承担对此次的司法解释进行分析评述,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探究其原因,以使相关制度更加科学。

公司法新司法解释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自2011年2月16日施行,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梳理解释规定条文和阐释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新风险源和风险点,并就此提出建议。

论法治优化营商环境——以《公司法解释五》为视角

营商环境的优良对于市场经济活力至关重要,随着我国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不断深入,我国的商事制度面临着重大的改革.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司法解释五》、《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和政策相应出台,不仅要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更要体现平等的保护各方主体权益,严格规范交易行为.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法治必先行之.《公司法解释五》的立法目侧重于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对维护市场主体内部的平衡具有积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这与我国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的基本战略十分契合.

给公司与法官更大的空间——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几个问题

类似立法的司法解释如何避免立法所具有的局限性?

论股东知情权——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为背景的考察

知情权属于股东的固有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股东知情权制度,统一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裁判规则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和难点。知情权的制度设计是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博弈的结果,法律需要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征求意见稿》将知情权定位为固有权,规定知情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同时将知情权的行使主体进一步明确,排除了股东资格的限制,任何股东都享有知情权,但对司法实践中经常引起纠纷的隐名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却付之阙如。此外首次规定公司若造成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进一步提升了对股东的知情权的保护力度,但相关制度不明仍会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可见《征求意见稿》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

规范公司出资行为 维护资本法定原则的严肃性——浅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工商执法的借鉴意义

针对当前《公司法》执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股东资格的认定、抽逃出资的认定、公司与高管连带责任、第三人垫资的法律责任等法律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6日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司法解释三》虽不像法律条文一样可以直接作为工商部门的执法依据，但都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公司中小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保护——基于《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3、24条之规定

股东投资目的在于通过利润分配获得收益,因"资本多数决"和分配条件等因素,大股东操纵公司向中小股东不分或者少分利润。虽有异议回购请求权等救济方式,仍无法解决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润分配问题。《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规定中小股东可以提出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仍略有不足,只有完善提起该诉条件,股份公司中小股东纳入权利主体,分配内容归入章程必要记载事项,才能实现投资目的,保障股东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