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界定——以《民法典》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适用关系为出发点

《民法典》第七十条同现行法规完全一致,将法人的清算义务人界定为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决策机构成员,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规定是有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是全体股东,股份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是董事和控股股东,有别于此一般规定。考虑到公司法是特别法,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废止前,仍应当继续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认定公司清算义务人,同时考虑到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来源等,有限公司一律采全体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欠妥,而应给中小股东举证其未参与经营管理,而不可能完成清算义务的机会,不应一律认定其为清算义务人。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论新《公司法》的溯及力——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诠释

新《公司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溯及既往是例外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了新《公司法》的有限溯及力,仍有再解释余地。既判力优位规则平等适用于各类生效裁判文书。有利溯及规则本身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该规定将此规则置换为“更有利于实现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是睿智之举,但未明确立法目的之优先顺序。有利溯及或新法立法目的优位都应有利于新《公司法》九大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均衡与全面的实现。裁判者应着眼于提取立法价值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大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同心圆。有必要细化解释新法立法目的优位、促成法律行为有效性、遏制履约风险外溢、填补旧法漏洞与完善旧法细节等溯及力规则。

司法介入公司自治与公司法解释的政策尺度

2005年的《公司法》呈现出公司自治和司法介入同向扩张的趋势。在司法过程中,法院遵循法律条文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加入法官对于公平、正义以及判决对公司治理正面引导等多角度的考虑,从而使得公司法解释呈现出厚重、艰难和多样性。通过对北京市法院系统2006年审理和裁判的一部分公司诉讼案件的解析,可以探析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普世性价值取向,把握穿透其中的原理和结构,并搭建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两种法律运动方式之间的理性桥梁。从保护股东权益和促进公司权力的顺畅运行这两个目标出发来确立司法介入的确定性基础,公司法解释则能够维护公司的基本价值,促进公司和谐发展。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分配概念解析——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出资

大陆法系及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在内,往往采用形式意义的狭义分配概念,分配仅指利润分配。在实质意义的广义分配概念下,如果某行为导致公司的财产无对价地流向了股东,即为分配。无论从正确适用资本维持原则、适当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立场出发,还是从统一法律规范、节省立法和司法成本的角度观察,实质意义的分配概念都具有制度优势。《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其经济实质与实质意义的分配相同。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公司法结构变革之逆向思维——以公司法对司法解释回应之视角

通过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发展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公司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创立及修订而言,处于"边缘而不予完全考量"之地位。引发此种现象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合力之结果。这种对司法长期积累的鲜活立法素材的不重视,必然引发公司法实践中的宏观影响及微观障碍,不利于公司法私法秩序的发现及总结。为此,公司法在再次修订时应加大对司法解释因素的考量,使司法审判中所发现的"源头活水"能够有效地在公司法立法中得以体现。

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二、三条的解读和疑问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其第一部分"关于设立公司的民事责任"一直是理论界所争议的热点。结合该解释部分的第二、三条的规定,从法理角度入手,发起人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应当进行法价值的解读与思考。

论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规制及其完善——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之反思

知情权乃是股东的一项基本权利,对其进行保护、规制是《公司法》应有的题中之义。结合文本与实践,可发现《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知情权的行使主体欠明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不必要限缩,且"会计账簿"概念所指不明;对公司以"不正当目的"为由抗辩股东知情权行使的规定失之粗放;对帮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辅助人员制度未予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虽对前述不足进行了一系列补正,但仍遗留下部分问题:未明晰隐名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新股东的知情权问题;未赋予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会计账簿查阅权,对"会计账簿"概念是否含会计文书、会计原始凭证等信息材料亦未明确;仅将辅助人员的聘请锁定在"股东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前提下,对股东在尚未诉讼或无需诉讼时直接寻求代理、提供辅助的情况则留下空白。

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公司股东瑕疵出资是出资人未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出资或出资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的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表现为股东不适额出资、股东不适时出资、股东不适格出资以及股东不完整出资等情形。为正确理解和统一适用法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了多元化出资结构的防弊规则、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救济规则、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规则。这些规则对强化公司资本信用的法律价值、弘扬公司治理的商法理念以及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设计的思考——对《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二十五、二十六条的法律评析

随着《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公布和施行,对于股东派生诉讼的制度设计作为此次司法"解释四"中的重点之一,较之前相关规定有了诸多进步,将对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与缺陷。从股东派生诉讼的胜诉利益归属以及诉讼费用的承担对此次的司法解释进行分析评述,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探究其原因,以使相关制度更加科学。

公司法新司法解释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自2011年2月16日施行,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防控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梳理解释规定条文和阐释原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新风险源和风险点,并就此提出建议。

给公司与法官更大的空间——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几个问题

类似立法的司法解释如何避免立法所具有的局限性?

论股东知情权——以《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为背景的考察

知情权属于股东的固有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如何设计科学合理的股东知情权制度,统一股东知情权诉讼中的裁判规则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重点和难点。知情权的制度设计是公司(大股东)与小股东博弈的结果,法律需要在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征求意见稿》将知情权定位为固有权,规定知情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同时将知情权的行使主体进一步明确,排除了股东资格的限制,任何股东都享有知情权,但对司法实践中经常引起纠纷的隐名股东知情权的规定却付之阙如。此外首次规定公司若造成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进一步提升了对股东的知情权的保护力度,但相关制度不明仍会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可见《征求意见稿》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研究的必要。

关联交易公平性保障机制探讨——兼议《公司法司法解释(五)》

程序合法是判定关联交易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然而现实中程序合法而实质不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司法司法解释(五)》否认程序合法作为关联交易有效性的唯一事由,是对关联交易正当性认定的本质回归。文章在关联交易实质解析的基础上,分析程序公正对遏制不当关联交易的局限性,认为事前的程序保障程序与事后的实质公正标准共同构成了关联交易的公平保障机制,在肯定新司法解释进步性的同时,实质公正标准的模糊性问题亟待解决。

规范公司出资行为 维护资本法定原则的严肃性——浅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工商执法的借鉴意义

针对当前《公司法》执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股东资格的认定、抽逃出资的认定、公司与高管连带责任、第三人垫资的法律责任等法律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6日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司法解释三》虽不像法律条文一样可以直接作为工商部门的执法依据，但都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公司中小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保护——基于《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第23、24条之规定

股东投资目的在于通过利润分配获得收益,因"资本多数决"和分配条件等因素,大股东操纵公司向中小股东不分或者少分利润。虽有异议回购请求权等救济方式,仍无法解决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润分配问题。《公司法解释四》(征求意见稿)规定中小股东可以提出强制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仍略有不足,只有完善提起该诉条件,股份公司中小股东纳入权利主体,分配内容归入章程必要记载事项,才能实现投资目的,保障股东平等。

股东知情权之实证研究初探——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实践表明,近年来股东知情权诉讼不断增加,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日益严重,2017年8月底刚刚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做出了大篇幅规定,以期指导司法实践。本文对上海市2016年度股东知情权的案例进行检索梳理,提炼出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争议焦点,分析现行法规存在的不足,并结合美国和日本法律的立法比较,在《解释四》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制度的完善建议,以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平衡。

公司决议瑕疵相关问题探究——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6条

公司决议法律性质的准确界定,是从本源上解决公司决议瑕疵制度诸多问题的基础。分析公司决议的法律性质,应基于公司机关成员、公司机关和公司这三个不同主体的视角分别展开。在《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公司决议瑕疵的分类采取“三分法”模式的背景下,需结合构成要件和内容/程序瑕疵的严重程度对决议的“不成立”与“可撤销”进行界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撤销公司决议之诉适格原告的设计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分析公司决议瑕疵的法律后果时,应从对内—对外的视角分别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