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论新《公司法》的溯及力——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诠释

新《公司法》不溯及既往是基本原则,溯及既往是例外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了新《公司法》的有限溯及力,仍有再解释余地。既判力优位规则平等适用于各类生效裁判文书。有利溯及规则本身具有高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该规定将此规则置换为“更有利于实现新《公司法》立法目的”是睿智之举,但未明确立法目的之优先顺序。有利溯及或新法立法目的优位都应有利于新《公司法》九大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均衡与全面的实现。裁判者应着眼于提取立法价值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画大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同心圆。有必要细化解释新法立法目的优位、促成法律行为有效性、遏制履约风险外溢、填补旧法漏洞与完善旧法细节等溯及力规则。

新《公司法》条文解释的赋权导向

新《公司法》存在一些文义上待明确之处。在对其解释适用时,应坚持对公司及相关人赋权的导向,以体现公司应有的自治性,促进市场效率。新《公司法》对出资期限进行限缩时,应尊重存量公司的认缴期限利益,对股份公司、增资出资均宜用足“3年+5年”的期限。公司登记机关宜审慎调整“出资期限明显异常”的情形。赋权论意味着赋予公司更多的经营权、自主权,包括选择单设监事会、单设审计委员会或并设这两个机构的权利。公司对他人取得股份行为的资助应获得更多赋权。赋权论也意味着赋予股东更多的权利,同时新《公司法》对股东权利的客观制约仍需被承认,包括: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权利可受董事会的程序性制约,股东查询权不应涵盖债券持有人名册。

新公司法下公司“三会”会议管理的升级与应对

“三会”会议管理,既要立足于公司,立足于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董事会,确保公司“三会”规范运作与履行职责,又要从治理体系整体出发,尊重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的权利,尊重审议事项提起人总经理的热情与付出,尊重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职工的合法权益在2023年倒数的第三天,历经四审的中国公司法修订版发布了。这部将在半年后实施的法律,与旧公司法相比在公司资本制度、公司登记制度、股东权利保护和董事高管责任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修改。作为一名中国公司治理领域的实务工作者,笔者更加关注新公司法对于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统称为“三会”)实际工作的影响。

分配概念解析——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出资

大陆法系及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在内,往往采用形式意义的狭义分配概念,分配仅指利润分配。在实质意义的广义分配概念下,如果某行为导致公司的财产无对价地流向了股东,即为分配。无论从正确适用资本维持原则、适当平衡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立场出发,还是从统一法律规范、节省立法和司法成本的角度观察,实质意义的分配概念都具有制度优势。《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抽逃",其经济实质与实质意义的分配相同。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隐名投资中的法律关系平衡——兼评《公司法解释(三)》对隐名投资的规范

隐名投资中涉及到隐名股东、名义出资人、公司其他股东、第三人等多方。隐名投资行为对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交易都造成了隐含风险。公司法解释(三)虽然规范了实际出资人、名义出资人的几种具体行为,但仍留下了缺憾并存在逻辑矛盾。平衡隐名投资中的各方关系,关键在于认清参与各方的法律地位和适用的调节法律,充分考虑商事方法和原则的应用,并适度引入隐名代理理论,实现行为各方的利益平衡。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正当性——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

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或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对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表决权进行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但在限制股东表决权时,应将股东表决权的限制与股东表决权的排除作出严格的区分,不能混淆二者的区别。限制股东的表决权,应充分考虑限制的可操作性,还应借助适度的司法干预,以实现这种限制。如果以维护公司自治为由,只认可对股东自益权的限制,而否定对股东共益权的限制,那么对股东股权的一切限制,就将很难落到实处,因此,限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股东的股权,首先应该限制此类股东的表决权,只有从限制表决权着手,才能将限制股东权落到实处,如果不对其表决权进行限制,那么其他一切对股东权的限制都会形同虚设。

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的法律规制——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公司股东瑕疵出资是出资人未按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出资或出资的财产权利存在瑕疵的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公司股东瑕疵出资行为表现为股东不适额出资、股东不适时出资、股东不适格出资以及股东不完整出资等情形。为正确理解和统一适用法律,《〈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规定了多元化出资结构的防弊规则、瑕疵出资股东履行出资义务的救济规则、瑕疵出资股东的权利限制规则。这些规则对强化公司资本信用的法律价值、弘扬公司治理的商法理念以及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法解释(三)》中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虽对公司隐名出资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隐名出资问题的争论仍在。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为线索,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从公司股东身份的认定、公司隐名出资法律关系辨析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就第三人利益保护问题作了阐释,进而提出公司股东权利不可与公司股东身份相分离,实际出资人并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也不享有公司股东权利,名义股东承担了公司股东义务,也应享有股东权利的观点。

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二、三条的解读和疑问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其第一部分"关于设立公司的民事责任"一直是理论界所争议的热点。结合该解释部分的第二、三条的规定,从法理角度入手,发起人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应当进行法价值的解读与思考。

规范公司出资行为 维护资本法定原则的严肃性——浅析《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工商执法的借鉴意义

针对当前《公司法》执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的股东资格的认定、抽逃出资的认定、公司与高管连带责任、第三人垫资的法律责任等法律现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6日公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司法解释三》虽不像法律条文一样可以直接作为工商部门的执法依据，但都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审计实践的作用

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法释〈三〉＂）。法释（三）主要就人民法院审理公司设立、出资、股权确认等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规定,其中涉及出资事项的就有21条,它既是对公司法（主席令第42号）相关规定的补充和明确,也是对《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22号）有关规定的司法阐释,更是审计人员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应遵循的法制准则,对审计业务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司法介入公司自治与公司法解释的政策尺度

2005年的《公司法》呈现出公司自治和司法介入同向扩张的趋势。在司法过程中,法院遵循法律条文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加入法官对于公平、正义以及判决对公司治理正面引导等多角度的考虑,从而使得公司法解释呈现出厚重、艰难和多样性。通过对北京市法院系统2006年审理和裁判的一部分公司诉讼案件的解析,可以探析公司法司法解释的普世性价值取向,把握穿透其中的原理和结构,并搭建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两种法律运动方式之间的理性桥梁。从保护股东权益和促进公司权力的顺畅运行这两个目标出发来确立司法介入的确定性基础,公司法解释则能够维护公司的基本价值,促进公司和谐发展。

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

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

股东知情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分析《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的相关规定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是保护股东合法利益和公司利益的重要方式,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进行了基本的规定,2017年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进一步强调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但仍存在着查阅权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股东知情权的主体资格认定不明确、司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为此结合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将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囊括会计原始凭证以及能够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经营的特定材料,进一步明确行使知情权的股东的界限,设立检查人制度,以建立更加完善、操作性更强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保障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股权善意取得何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例

以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股权(以下若无特别说明,皆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交易的安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如何将物权法上的这一制度引入股权交易领域,则存有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初步引入了股权善意取得的概念。本文将对股权善意取得与物权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进行比较,分析该司法解释中"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之理解,以兹明确股权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范围。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与注册会计师验资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法释（三）），自2月16日起施行。

公司法结构变革之逆向思维——以公司法对司法解释回应之视角

通过对公司法与公司法司法解释发展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公司法司法解释对公司法的创立及修订而言,处于"边缘而不予完全考量"之地位。引发此种现象主要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功能定位、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合力之结果。这种对司法长期积累的鲜活立法素材的不重视,必然引发公司法实践中的宏观影响及微观障碍,不利于公司法私法秩序的发现及总结。为此,公司法在再次修订时应加大对司法解释因素的考量,使司法审判中所发现的"源头活水"能够有效地在公司法立法中得以体现。

法学专业应用型课程三步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以公司法课程本科教育为例

公司法课程能够体现出法学专业应用型课程的特点。公司法课程的教学分为三步,即三步教学模式。第一步,"本质化学习":学习、掌握公司法基本理论,主要是理论化学习。第二步,"标准化学习":学习、熟悉、理解公司法规范,主要是规范的学习。第三步,"应用化学习":学习、掌握公司法法律实务的一般运作,包括典型案例分析法、"师徒式"教学方法。公司法课程三步教学模式具有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