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信息伦理教育的发展及其我国数字公民素养教育的启示

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数字时代的教学方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加快了这一改变的进程。梳理日本信息伦理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析其中的局限因素,探寻政策转型的成因,可以发现以网络礼仪和道德约束为核心内容的日本信息伦理素养教育正在向批判性评估的数字公民素养教育转型。站在数字公民视角审视日本信息伦理教育的转型特征,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体系,推动以数字公民素养为核心的智慧学习,提升中小学生对数字信息的评估能力。

想象力消费电影的伦理化情感建构研究——以《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为例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中国“神话史诗片”的里程碑之作,将历史底蕴与宏大场面相结合,谱写荡气回肠的上古神话故事,收获广泛关注。创作者对文学文本进行别出心裁的改编,选择姬发作为主人公,讲述青年英雄的成长故事,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同时,电影提炼出“家国同构”的叙事核心与情节结构,运用家国一体的叙事方式,为中国传统价值观在想象力消费电影中焕发活力提供思路。

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和组织公平感的中介调节模型

以福建省A市294名Z世代基层公务员为对象,构建了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的机理模型,并且通过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来研究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够积极影响组织支持感、Z世代基层公务员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支持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公平感能够调节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支持感之间关系。研究启示:Z世代基层公务员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为了不断激发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相关部门应重视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着力提升组织支持感的水平,同时要关注其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平感的影响。

科技部:发布脑机接口伦理指引

近日,科技部发布了我国首部《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以下称《指引》),对脑机接口技术的类型、基本原则、一般要求、责任机制等进行了明确。《指引》中提到,脑机接口研究的关键技术、性能指标、获取途径应公开透明,保障人们在获取脑机接口技术的机会方面的公平性。

论公民美德问题之难——兼序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美德教育研究》

我们时代的问题确乎太多,但无论如何,公民美德都在最突出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之列。这既有直接可感的或经验层面的现实理由,又有间接的或超验层面的理论理由,还有较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文化理由。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公民美德问题已然较为严重,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重。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复杂久远,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难。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此当所谓“问题意识”或“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有之义。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的规范化管理探索

目的探讨医院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的规范化管理模式。方法回顾性分析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伦理审查情况,比较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前后捐献者的基本资料,分析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对委员到会率、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结果伦理委员会结构规范化调整前后性别、年龄、死亡判定等捐献者伦理审查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伦理审查死亡原因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死亡原因对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死亡原因、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委员到会率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委员到会率较调整前提高(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委员到会率、死亡原因对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委员会规范化调整是伦理审查时长的影响因素,规范化调整后伦理审查时长较调整前缩短(P<0.05)。结论合理设置伦理委员会总人数、标准化审核流程,可以提高伦理审核时效,应建立委员考评机制动态调整委员、明确委员和秘书的职责和分工,以进一步提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规范化管理水平。

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威胁与各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各界对于世界主义理论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对世界主义与身份伦理的关系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本文重点梳理了世界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及其所反映的伦理观念的变迁。世界主义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犬儒派哲学家戴奥真尼斯的“世界公民”概念,斯多葛学派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世界主义哲学并将其改造为一种道德普世主义。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将世界主义逐渐从一种理想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法律方案,为法律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公民身份奠定了基础。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的海外扩张,世界主义渐渐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进入20世纪,经济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也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概念也被大致分为了三个方面:道德世界主义、政治法律世界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目前仍旧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阶段,在伦理建构方面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河南省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医院伦理氛围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护士医院伦理氛围感知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郑州市5所三级甲等医院692名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医院伦理氛围量表(HECS)和组织公民行为量表(OCB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护士HECS总均分为(4.28±0.56)分,OCBS总均分为(4.28±0.54)分;HECS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OCBS总分及责任感维度、认同维度、利他主义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0.01),HECS量表中与医生关系维度得分与OCBS量表中的人际和谐维度和保护组织资源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0.01)。结论:护士的医院伦理氛围和组织公民行为处于较高水平,医院伦理氛围越好,组织公民行为越明显,提示医院应重视伦理氛围教育和监测,为提升护士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其表现组织公民行为,进而提高职业价值打下基础。

浅析公民隐私信息保护的伦理进路——从“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谈起

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在2018年发生的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从这起事件中可见一斑,媒介化社会的到来使得信息传播在速度与范围上已然突破时空限制,身处其中的公民储存在各类媒介平台上的信息隐私屡屡受到伦理侵犯。面对传播失范带来的巨大后遗症,公民应在增强自身信息素养的基础上,加强群体维权的力度,形成社会道德的舆论压力,倒逼媒介平台痛定思痛,进行技术、法律和行业层面的完善与改进。

韩国青少年数字公民类型及其与网络伦理的关系:对批判型数字公民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来自韩国455名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调查数据进行潜在剖面分析,从而确定青少年的数字公民类型,探讨数字公民类型与网络伦理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公民类型分为三种——交流型数字公民、技术文盲但政治活跃型数字公民和全面型数字公民;性别、数字公民教育背景、社交媒体发帖频率、网络自我效能感和网络焦虑是青少年数字公民类型的显著预测因素;在不同的数字公民类型间,网络伦理存在显著的均值差异。本研究有助于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公民教育计划和制定不同的教育策略。

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与设计伦理——评《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之一《公民设计师》

设计师不只是一个职业,也是一个公民责任。《公民设计师》向我们提出了设计师的伦理和社会责任与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设计作为我们衣食住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和伦理“责任”;作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设计师社会责任包括哪些基本范畴;设计师作为公民,他的职业道德应该怎样呈现。设计师是一个社会存在,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民意识和伦理的自觉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社会所需要的设计师及其社会角色。这一点,在中国当下的设计界,有必要作为一个严肃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提出来。

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伦理研究现状和进展

目的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我国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伦理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方法检索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2000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主题文献,应用CiteSpace 6.2.6从发文量、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及关键词聚类等进行分析。结果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399篇,发文量趋势中的3次高峰受到政策时事和移植技术发展影响。2000年至2014年,发文量呈上升趋势,该阶段研究关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伦理学思辨;2015年至2023年发文量呈波动趋势,该阶段关注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和医疗实践下伦理问题,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审查等成为研究前沿。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反映出作者以单独节点为主,缺乏作者群之间交流,发文核心作者有25位。发文机构来源多样,包括高校医学相关院系、伦理学研究机构、医院器官移植科室、医院伦理委员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等,发文量最多的单位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共提取252个关键词,13个突现词,突现度最强的关键词为脑死亡、器官捐献、立法、伦理审查。共生成14个关键词聚类,聚类主题包括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伦理道德、伦理审查、医务人员。结论器官捐献和移植伦理研究领域的作者和机构合作不足,应促进多中心研究和作者间合作。建议加强基于当前工作体系和医疗实践的伦理问题挖掘和实证研究,为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改革与实践提供伦理基础和辩护。

数字中国视域下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与出路

数字化生存成了数字时代人们的生存方式,因而数字素养就必然成为数字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数字中国建设对公民数字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公民不仅要具有“数字意识”、学会“数字思维”、掌握“数字运用能力”,而且还要遵循“数字伦理”。尽管如此,公民数字素养培育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在实际的培养中存在公民对数字素养培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缺少顶层设计和具体规划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欠缺等问题和困境。因而,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走出公民数字素养培育的困境,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理论研究层面,要积极唤醒公民对数字素养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推动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标准和培育内容的研制;在实践探索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数字素养培育模式和课程教学体系。

真有与应有: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间的情感机制研究

伦理型领导强调道德引领与伦理规范,是企业激发员工主动作为的有效方式。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引入本土情感变量“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为中介,来探讨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构建并验证了伦理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情感中介机制。通过问卷调查与层次回归,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伦理型领导、“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伦理型领导以自身作表率,在组织内部践行伦理规范,从而能够正向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第二,“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在伦理型领导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员工对组织的情感有着双重结构,既包含由心而发的“真有之情”,又存在义务规范化的“应有之情”。两者在组织交往过程中共同存在,且高度关联,会受伦理型领导风格影响而产生,并能推动员工从事角色外的组织公民行为。

公民新闻的叙事伦理风险及规避

新闻叙事研究进入新媒体语境之中,新的场域带来新的伦理风险。公民新闻叙事以叙事者的多元化,叙事结构的双重话语空间以及叙事话语的透明性为特点,相应的带来了叙事者伦理意识缺失、叙事话语偏颇以及叙事公私边界模糊等新闻叙事伦理风险。规避公民新闻叙事伦理风险,建立广域的叙事伦理,叙事者、受叙者和平台都应该担起自己的责任。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伦理变迁的视角

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时空情境中,乡村伦理的解体与都市伦理的建构并不同步,同时空情境中都市伦理精神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对乡村生活的低流动与强互动,都市生活呈现强流动与低互动特征,这决定了都市伦理的建构需要法治先行,在法治立基的前提下,推进市民道德建设。都市伦理建构中的德治与法治互动,渗透在治理过程中。基层治理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就是普法和道德教化的过程。我们需要关注城乡伦理状况的变化与衔接,妥善处理都市伦理建构过程中的“德”“法”关系,推动基层治理时空情境中公民伦理精神的可能跃迁。

为智能社会公民素养奠基的《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4年9月颁布了全球首份《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该文是对该能力框架的解读。世界各国将先后步入智能社会的新时代,以理念引领和公民素养培养为核心职责的教育系统须预前构想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智能社会所需的智能社会公民素养,主动定义和培养学生人工智能能力。在中小学阶段,《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主张应致力于将学生培养为人工智能的负责应用者、合作设计者和有创造力的人工智能社会公民。为此,相关能力框架应以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价值观取向为出发点,综合界定人工智能伦理知识和智能社会公民责任、服务于终生学习的可迁移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面向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设计能力。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是智能社会公民素养奠基的主渠道,课程规划机构应论证超学科人工智能能力结构和核心课程体系,探索跨学科课程群和螺旋上升的课程序列,推进人工智能教师的专业化培养和发展,并建构人工智能领域的效标参照评价体系。

东南大学举办“伦理道德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会议

2023年11月25-26日,“伦理道德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会议在东南大学九龙湖宾馆召开。本次会议由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和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来自海内外几十所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伦理道德发展的新方向、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

价值与对策:职业院校数字公民意识教育

网络空间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与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目前,网络环境复杂多变,既有外部威胁又有内部矛盾。在此背景下,职业院校数字公民意识教育是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现实需要,既是构建公正合理网络空间治理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完成职业院校数字公民意识教育,需从4个层面挖掘:以政府为主导,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框架;以法治为基础,建立健全多层次多范围的法治化规范;以学生为本位,建成校园数字公民意识教育主阵地;以教育为渠道,提升教师数字治理的能力。

数字公民伦理:网络暴力治理的新路径

网络暴力是数字时代难以回避的社会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自由主义、工具理性以及资本与技术共同导致的价值衰落,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扭曲了民主监督与民意表达,也危及了数字法治秩序。当前治理网络暴力的主要手段是法律与平台规制,但二者均面临难以塑造群体认知、规范群体行为、解决言论自由与群体极化之矛盾等治理困境。网络暴力的根源在于群体因伦理观念与价值判断形成的舆论强制力。这使得规制二元主体的法律效能大大降低,塑造数字公民伦理才是治理网络暴力的“釜底抽薪”之举。数字公民伦理具有传统文化、现代性和数智人文的多维包容性内涵。将其融入立法、技术与伦理规范之中,不仅能够融合虚拟与现实,有效规制群体行为,平衡自由与秩序价值,也可以为构建数字法治秩序提供时代动力和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