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道德与法治生活化教学设计与实践——以六年级上册《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为例

文章以小学六年级上册《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课为例,探讨了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生活化教学设计与实践。通过设计多元的教学活动和案例分析,旨在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法治意识。在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和案例分析等活动,积极参与并体验公民身份的意义和责任,不仅能够理解公民的身份从何而来,还能将道德与法治的原则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对于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高潮中的身份书写——语境中的郭小川《致青年公民》

一、为“青年读者”的“诗的增产”1955年10月,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郭小川,以“马铁丁”之名在《人民文学》发表长诗《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并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马铁丁”本是郭小川和陈笑雨、张铁夫自1950年在报纸上发表“思想杂谈”专栏时共用的笔名。

公民身份、公民权与公民身份行动——《烈火国土》对《安提戈涅》的挪移与改写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的经典之作,在世界戏剧史和思想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在后“9·11”语境中,英国作家卡米拉·沙姆希对该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挪移与改写,创作出小说《烈火国土》。沙姆希以安妮卡徒有虚名的公民身份映射英国少数族裔岌岌可危的公民权,指责英国内政部在褫夺国籍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沙姆希在《安提戈涅》的叙事框架内,重新演绎边缘群体挑战绝对权威的经典故事,借安妮卡的公民身份行动,表达当代英国少数族裔追求平等公民权的诉求。沙姆希对《安提戈涅》的巧妙利用,体现了古希腊经典悲剧的丰富内涵,昭示出英国少数族裔作家对安提戈涅传统的厚重反思,同时也为该剧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注释与解读。

公民身份与人的尊严保护

公民身份是人在现代国家中所拥有的最普遍、最平等的身份。而人的尊严包含了人之为人的最普遍的内在尊严,也包含了人在外在关系语境中的身份、地位所带来的尊严。公民身份理论所包含的公民要素对自由的强调彰显了以自主性为内核的内在尊严。公民身份的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是人的外在关系的表现:一方面,基于外在关系而衍生的对权利、义务的强调能促进对内在尊严的保护;另一方面,对责任的强调能使人们获得古老意义上的基于身份、地位而来的特殊的尊严。对公民身份的维护和促进最终能够有助于实现人之为人的最为普遍的内在尊严,因此,我们需要在公民身份所包含的权利保护和义务提振中实现人的尊严。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本文引申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1978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赋能智慧治理: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与价值实现

数字公民是智慧治理的基础和关键驱动力。数字公民的身份能够使人们在数字世界中不是作为代码而存在,而是作为技术的使用者和协作者而存在,并通过数字世界对物理世界的传导过程,实现物理世界公民身份与数字世界公民身份的同步革新和增权,赋能现实社会的智慧发展。智慧治理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也是人的价值的回归。而人作为治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智慧治理中也被赋予了新的身份,即获得认可并积极行动的数字公民。数字公民不仅仅是0和1的多种排列组合体,也是人的情感体验、交往价值等的交互融合体,更是数字治理走向智慧治理的重要载体。因此,探索数字公民的身份建构逻辑及价值实现路径,能够在新的技术样态下赋能智慧治理,打造数字技术与治理生态正向循环的圈层结构。

公民身份意识测量初探:基于广州市的一项问卷调查

根据公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价值和公民身份意识内涵设计公民身份意识的四个维度:共同体意识、法律意识、民主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目前广州市公民身份意识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中,学历越高公民身份意识越强,但对共同体的认同则越低;男性的公民身份意识略高于女性,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年龄对公民身份意识的影响在四个维度下表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差异性。

失地农民公民身份及其社会保障公平性研究

公民身份是社会保障的政治前提,也是保证社会保障公平性的价值基础。探讨公民身份必须以特定社会群体具体实践来考察其公民身份的具体形态。目前失地农民公民身份缺失导致其社会保障待遇不公平,究其原因主要是立宪中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导思想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观念惯性致使农民个体权利被长期忽略以及农民缺乏主张自由的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保障失地农民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就必须确认其土地产权,使其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完善政治参与机制,畅通社会保障诉求渠道。失地农民获得公平的社会保障必然是一个进行社会抗争和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政治过程。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从民族认同到公民身份——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与多元稳定

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面对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实现多元社会的整合与稳定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向政治哲学领域推进的过程中倡导话语政治与商谈民主。借用哈贝马斯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解读,解析公民身份与宪法爱国主义,有助于解决民族国家内部蕴含着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矛盾、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张力。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基于公民身份缺失的归因

在我国,由于人口流动出现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成为一个"问题"。基于公民资格理论的分析,农民工的身份一直处在"公民——农民工——市民"的相互角力与焦虑之中。农民工身份的建构过程本身是一种权益受损的过程,它首先忽视了农民工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同时在实际权益分配过程中,还有受到地方利益控制下的"市民"身份的阻碍。因此,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求解需要公民身份制的重新建构。

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

针对学界就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关系的争论,本文既拒绝彻底分离二者的"切割论",同时也不赞成将二者简单地连接在一起的"维系论",而是提出了一种"匹配论",即在区分两种公民身份(政治—法律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和界定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赞同性国家认同和归属性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双元结构之间的逻辑匹配和结构对称关系。在理论上,"匹配论"将超越"切割论"和"维系论";在实践上,"匹配论"不仅为公民理性地确立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给出了策略性选择,而且为国家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战略性指南。

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理论建构与政策启示

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致力于为女性争取完整公民身份。在此过程中,形成性别中立和性别分化两种公民身份模式。但是,这两种身份模式有着自身内在的对立逻辑,同时面临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多样化的挑战,以及政策实践上的困境。女性主义者为克服此困境,对性别平等的概念进行了重释,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性别中立和性别分化进行了新的综合,试图超越和化解两种公民身份模式的二元对立,在女性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目标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后,基于女性主义公民身份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从两个具体层面探讨了中国女性获得福利和保障的需要及相关问题。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式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式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从“失语者”到“屏民老铁”——边缘青年群体基于快手平台的文化公民身份构建

“社会注意力”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稀缺资源。从关注和研究社会注意力的影响与分配的视角入手,文章梳理了“社会注意力”及文化公民身份相关文献,在与传统内容平台分发机制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组织与制度造成边缘青年群体话语权困境的原因。进而以快手平台为例,从资源积累与社会认同获得两个层面分析了边缘青年的文化公民身份构建。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为社会注意力向底层青年的转移提供了机会,其本质是对边缘青年群体的赋权和增能。作为新型社会注意力的分配机制,短视频平台有助于草根和边缘青年群体实现其文化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建构

公民身份是连结个体与民族国家的制度性纽带,体现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作为参照系的公民身份越来越受到侵蚀。全球化不仅外在地削弱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而且还内在地给个体的自我认同机制造成了改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体系的构想。多元公民身份超越民族国家的视界,建立一个包括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层级在内的公民身份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空间和认同方式的改变。

公民概念与公民身份理论——兼及中国公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公民概念出现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直到20世纪初期,公民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和传播。公民身份理论是一种研究作为国家正式成员的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政治理论与社会理论。就其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形成两大流派,也称两种理论传统:一是公民共和主义理论;一是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国外的公民身份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公民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理论及社会理论中一个亟待展开深入讨论的基础领域。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建立多元的公民身份体系——基于中国的现实

现代公民身份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国家公民身份也一度被认为是公民的唯一身份。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突破唯一的国家公民身份,走向多元公民身份。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多元公民身份的构成,但这种公民身份认识不适合我国的情况。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本文提出我国公民的四重身份:个体公民、国家公民、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如果将四重公民身份比作一棵大树,个体公民是树根,国家公民是树干,社会公民和世界公民是树枝。

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社会理论解读

公民身份是公民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旨归,公民教育是养成和塑造公民身份的有效途径,二者密不可分。对于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研究,涉及诸多社会学科,需要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理论工具来整合各个学科的资源。社会理论或许是讨论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的理想平台。在社会理论的视野中,公民身份需要宽泛的理解,公民教育应涉及全球化视角、批判性认知、多元化内涵、制度化保障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