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立对《春秋》“王鲁”说的发挥

《春秋》“王鲁”说是《公羊》学的核心义旨之一,董仲舒与何休无不倡言之。但这一说法在汉以后一直为后儒所诟病。随着清代《公羊》学复兴,这一学说才重新为学者所重,而其中以陈立最具代表性。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更为彻底地得到了贯彻。

陳立編年事輯

陳立(1809-1869)爲晚清經學名家,所著《公羊義疏》七十六卷,與孫詒讓《周禮正義》,可謂並時驂靳矣。近年學者於陳立《禮》學、《公羊》學研究日多,顧於其人事歷則所知甚少。蓋其家《行述》,流傳甚罕;陳立不事吟詠,無朋儔唱酬故實可採;雖有文集六卷,然皆考禮説經之文,罕及於私;性復簡素自律,諸家説部亦乏記載。茲以其家《行述》爲本,由陳立存世書札,考其年月,稽其行踪,勒爲此稿,以備知人論世之義。

上海图书馆藏陈立《公羊义疏》稿本考述

上海图书馆藏陈立《公羊义疏》稿本是陈立生前最后的修订本,但并非陈氏最后的完整定稿,可以认定,陈氏《公羊义疏》是一部没有最后写定的著作。上图稿本天头与签条上的校记均出自校勘《皇清经解续编》本的校勘者之手,故上图稿本是《续经解》本的底本。上图稿本总卷与子卷相结合的分卷方式基于陈立特殊的考虑,体现了陈氏对何休注的信从,这对研究陈立是书体例与其经学思想大有裨益。与《续经解》本相比,上图稿本无论在文字还是内容上都保留了陈立疏文的原貌,对纠正《续经解》本误字及增补脱文等等都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

中華書局整理本《公羊義疏》引文指瑕(下)

整理古代典籍,尤其是註疏類著作,全面認真地校對註疏中所引用的歷史文獻、準確地標出引文的起訖、清晰地標明引文的層次,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古籍整理應遵守的學術規範,也是判斷古籍整理優劣的重要標誌之一。因爲認真地校對註疏中所引用的歷史文獻、準確地標出引文的起訖,對於正確理解文本十分重要。如果誤標引文起訖,必然會使讀者對文本發生誤解。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在出版的書籍中留下難於磨滅的遺憾。

中華書局整理本《公羊義疏》引文指瑕(上)

整理古代典籍,尤其是註疏類著作,全面認真地校對註疏中所引用的歷史文獻,準確地標出引文的起訖,清晰地標明引文的層次,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古籍整理應遵守的學術規範,也是判斷古籍整理優劣的重要標誌之一。因爲認真地校對註疏中所引用的歷史文獻,準確地標出引文的起訖,對於正確理解文本十分重要,如果誤標引文起訖,必然會使讀者對文本發生誤解。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在出版的書籍中留下難於磨滅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