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从《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谈起

要谈论中国的德文学科史,作为学科权威的冯至先生自然是无法避开的重要人物。在叶隽教授新近出版的《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一书中,关于冯至先生的内容同样占据了相当篇幅。具体地说,在该书所论及的制度、学人和著述三个方面中。

中国德语学科日臻成熟的标志——《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史研究[1],作为学术史研究内容之一,中国德语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引起我国德语学人重视。笔者所言之"中国德语学科"指中国学术界以德语语言、德语文学、中国与德语国家在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交流为研究对象。

新时期文学史料编纂与“十七年”作家的历史评价——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兼谈现实主义再认识问题

在近些年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渐成气候,并向时段、地域、形态、传媒等全方位铺开之际,有一套研究资料似乎有必要引起关注,即1978年提出设想后陆续出版,一直延至20世纪90年代末才结束,总计有近90册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集体合作的大型丛书,不仅对后来的史料编纂及其批评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而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文献史料价值。

权威时代之后——《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代序

叶隽先生是我的年轻同事，他最近写了一本《六十年来的中国德语文学研究》，问序于我，我说：“我是做法国文学的，你可是找错了人？”他笑道：“找的正是你。”我猜想，他主张“跨越学科”或“学科互涉”，找一个外行写序，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主持人的话——为“近二十年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辑而写

正如东京大学的铃木将久教授在《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文中开头所说,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着剧变——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日本学界的意义,以及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于中国学界的意义,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评述

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向受各国汉学界的重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十八纪,一批俄国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中间不少人同时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及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研究。他们回国后出版了一百二十多种专门论述中国的书籍,为俄国的汉学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在这批俄国汉学界的先驱人物中最著名的两位学者是 H·比匠林(教名约法金,1777—1853),和 B·瓦西里耶夫院士(1818—1900)。

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情况

六十年代以来,苏联中国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偏重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家及其作品和中国文学史,成果远远超过了五十年代。大部分著作系直接根据对中国原作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写成的。

中国语文教育研究六十年述评

以"语文"作为中小学一门课程的名称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今语文教育研究已走过了60年的历程。本文从语文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材、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进行述评,勾勒出六十年中国语文教育研究的基本轨迹,总结得失。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70年发展特征与总体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在第一时段"破旧立新、历经坎坷"的30年(1949—1978)中,主要通过确立马克思主义核心地位而实现当代学术价值导向和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建,由此形成社会学—政治学批评的学术主潮;在第二时段"拨乱反正、多元发展"的20余年(1978—2000)中,经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后,从美学热、新方法热与文化热之三"热",到"重写文学史"大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与世纪反思大讨论之三"论"的前后相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此走上多元发展之路;在第三时段"开拓创新、学科自觉"的近20年(2000—2019)中,通过世纪之交的百年反思,进而汇合为文献集成、跨界融合、文本回归、技术支撑、理论自觉等五大趋势与重要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标志着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理论自觉,并预示着未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与启示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伦理学研究经受严重挫折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繁荣时期。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结出丰硕果实,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以形成并获得巨大发展,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等方面。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启示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关系、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的关系以及伦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父爱主题与儿童成长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爱的主题与自然主题、顽童主题一起构成了儿童文学三大主题。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建国六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对父爱主题与儿童成长的书写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改革开放以前作品中的父爱主题与儿童成长的书写主要集中表现在革命斗争的叙事中,1980年以后对父爱主题和儿童成长的言说更加丰富和多面;进入新的世纪,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更多的关注新的环境下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不利因素。

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严格来说,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形成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处于奠基时期,出现了一些拓荒性的研究者和论著、译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世界史讲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在世界史体系的探讨、外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引进、专题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研究、国别史研究、世界史学科基础建设等方面收获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通过回顾总结,我们期盼进一步提高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社会地位,加快建设中国本土的世界史研究学派,努力在更多的领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同时为国民传递准确丰富的世界史知识,培养国民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

跨文化视界的变焦与“中国学派”建构的虚实——中国比较文学研究70年回眸

在7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比较文学走出沉寂期的徘徊,邂逅欧风美雨,融汇古今中外文化,创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学科专业和理论建设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日趋完善,学科理论建设在深度和广度层面持续推进,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范式日益更新,“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形成气候。以跨越性为特征的研究领域渐趋扩大,中外文学关系得到较好的梳理和描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及其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得到确认,对中西诗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跨学科、跨文化、译介学、形象学以及海外华人文学等领域硕果累累,出版了大量集思想性、学术性和创新性为一体的丛书和论著。跨文化视界的变焦与“中国学派”建构的虚实,构成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张力和活力。然而比较文学研究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摆脱失语困境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学术范式的两次变革——新中国70年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70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阶段。如果把文学研究分为考据、阐释和评价三个层次的话,新中国成立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可以称为“考据—阐释型”,即重视实证主义、提倡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学先是“疑古”,继而采取“释古”的态度,注重对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厘析,借鉴欧美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新的阐释。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考据型研究遭到批判,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发生变革,转向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核心的“阐释—评价型”,研究重点不在于文学史的事实本身,而在于抽取文学史的现代价值和当下意义,从新的理论观念和价值标准出发,审理古代文学的历史,注重对古代文学作现代意义的阐释和价值评判。进入新时期以后,古代文学研究纠正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僵化庸俗化理解,有意识地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确立文献考据的基础性地位,同时响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文化建设的需要,探索新的学术方向,逐渐形成了从社会历史、文化和人性心灵等多层次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范式,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第二次转向。

文学政治关系考论——评方长安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十七年文学的发生、思潮流变、重要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不少，但很少有人从中外文学动态关系角度论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更没有全面系统地梳理、研究“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的论著。200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的论著《冷战·民族·文学——新中国“十七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辨章学术”与“域外之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史（1949年前）”结项

《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隽副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中国德语文学研究史（1949年前）”的最终成果。该课题于2004年立项，2007年结项并通过了评审鉴定。2008年，《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被北京大学出版社纳入“学术史丛书”出版。

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文学评论和理论界最具活力、最具革命性的一支劲旅。通过梳理近三十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成果,述评其重要的理论观点,以探寻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进而对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误区进行思考,以期对女性文学研究提供某些可供借鉴的资料。

2012年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2012年，中国儿童文学界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学术风波，青年研究者谭旭东及其在2010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理论著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学术规范、评奖机制、教育体制等问题的讨论。虽然儿童文学界对此抱以沉默的态度，但谭旭东事件给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带来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它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有关学术操守和学术能力的双重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