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纱记》富春堂本与《六十种曲》本比较

梁辰鱼的《浣纱记》存的明刊本有7种,富春堂本《浣纱记》是刊刻时间较早的一种本子,带有浓厚的民间演出本色彩;《六十种曲》本则刊于较晚的明末,是《浣纱记》的定本,体现着文人的审美趣味。富春堂本与《六十种曲》本的《浣纱记》在整体的故事情节上并无出入,两版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体例及曲词内容三个方面。

经典戏曲作品中的家风家训传承研究——以戏曲选集《六十种曲》为例

《六十种曲》是明代出版家毛晋编选的一部戏曲选集,收录了元明两代著名的戏曲作品。本文通过对《六十种曲》中的戏曲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对相关的评论和研究文献进行研究,对戏曲作品中的剧情、角色、对话等进行提炼分析,并提取其中与家风家训相关的元素,深入探讨《六十种曲》中所体现的家风家训,挖掘其内在价值和意义。

明传奇中的道尼形象——以《六十种曲》为例

在《六十种曲》所收录明传奇作品中展现了很多特殊的道姑、尼姑人设,其形象丰富饱满,或是守贞保节,亦或是寻觅真情。内容主要是旦角中途遭遇不幸,被迫投庵出家,最后还俗大团圆结局。剧作家们刻画这些半路出家的道尼形象,与作品本身的剧情发展、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以及传奇创作传统有关。这种集体创作道尼形象的意义具有可观性,在社会思潮新变下,剧作家们对道尼形象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和理性反思,不仅表现出同情妇女的生命观感,同时站在宗教反讽的角度来传达肯定人欲的主张。通过塑造这些半路投庵的道尼形象,也从侧面透露出女性个性解放新时代的到来,使得“道姑”“尼姑”这类词在明传奇中有了更深更广的内涵。

明代戏曲中的词作初探——以毛晋《六十种曲》所收传奇为中心

戏曲与词有着天然的内部联系。今以《六十种曲》为例,专论其中明传奇文本的剧中词之著作权、词牌运用、语体色彩、叙事与再现等问题。剧中词著作权属于前人、为明人套改前人成篇或剧作家原创。剧中词词牌与日用类书、小说存在某种高度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叙述体与代言体两类叙述方式。

论《六十种曲》所收硕园改本《牡丹亭》

明代著名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一问世即产生轰动,各方争相传演,但其55出的长度及部分曲词的不合音律制约其舞台搬演,也招致了一些批评。一些文人开始尝试改编《牡丹亭》,汤显祖对"吕玉绳"的改订极为反感,认为其破坏了作品的"意趣"。后来臧晋叔、徐日曦(即硕园)、冯梦龙等对《牡丹亭》进行了改编,以适于舞台演出。文人大多对改本持否定态度,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硕园改本以删和调整为主,同时精心设计,以突出主线,使情节更为紧凑,宾白更具生活化和口语化,且尽可能保留、凸显汤氏原作"意趣"。硕园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明末最重要的传奇选本——毛晋编选的《六十种曲》,选录汤显祖的《牡丹亭》,也将硕园改本《牡丹亭》收入,其原因当与此有关。

毛晋的名剧意识与《六十种曲》之编纂

明末清初毛晋对名家名作非常重视,《六十种曲》的编选中即体现出鲜明的名剧意识。其中收录了晚明时期已经完成经典化的《西厢记》《琵琶记》等元代名剧,还囊括了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迅即成为名剧的《牡丹亭》等当代作品。《西楼记》《飞丸记》等"潜在"名剧的选择,符合毛晋一贯对珍本、秘本的追求,更彰显了其对"名剧"内在特征和标准的深刻理解。名剧意识透视出毛晋的文人情怀及其戏曲观念,其中对主情与教化、场上与案头、文采与本色的认知与选择是晚明汤沈之争后戏曲观念走向共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晚明戏曲创作、观演风尚的集中反映。

毛晋《六十种曲》编选体例与选目特征

《六十种曲》采取分套出版的形式,契合了当时选本的出版风尚。其每套有一个中心的体例设置,既考虑到受众的需求,也迎合了当时剧坛的创作风潮,更是毛晋本人审美趣味的重要体现。毛晋的选目更是兼顾了文人与平民的双重要求,且凡入选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典型性。尤其是《西厢记》,作为唯一入选《六十种曲》的杂剧,不仅其长篇体制、形式特征与传奇有着相似性,而且明清人多视其为传奇之先声,肯定其对明清传奇发展的重要影响,将其归入传奇选本也是时人约定成俗的通行做法。

论毛晋《六十种曲》的“立言”追求

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展现了其强烈的文人意识尤其是“立言”追求。毛晋特别标举戏曲之地位,肯定其与经史、诗文有同样的价值。戏曲感染力较强、题材新奇、擅于讽谏等特点,是毛晋践行“立言”追求、认可其作为载体的重要原因。毛晋强调戏曲的教化思想,不仅对教化剧做了特别的安排,还从多层面来阐释教化的具体内容,突出教化过程中的情感融入,以实现化民成俗、教化育人之目的。毛晋亦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使戏曲化俗为雅,达成其“立言”的终极目的,如通过对编选时间、空间及心态的修辞化描述强调戏曲编选行为本身之雅,在版式设计诸方面亦展现清雅之旨趣。通过编选戏曲选本实现“立言”追求并不是毛晋的个人行为,而是明末清初一批有识之士实现名山事业的共同选择,是此期戏曲发展繁荣的原因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六十种曲》研究综述

明末毛晋所辑《六十种曲》是中国戏曲史上极为著名的传奇选本,自其问世以来流传广泛、影响深远。随着民国时期及解放以后质量较高、校订严整的几个版本的相继出现,学界对《六十种曲》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近年来研究者及研究成果更大为增加。笔者综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六十种曲》的研究情况,谨为后来研究者提供参考。

20世纪以来《六十种曲》研究及相关问题检讨

《六十种曲》因编选作品的丰富性及流传的广泛性,深受读者与研究者推崇。通过对20世纪以来《六十种曲》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编选者、编选体例、编选原则、版本对比、文本分析等方面,但富有文学史意义的深层次成果仍是比较欠缺的。在此基础上,文章予以进一步探讨,指出《六十种曲》的相关问题还存在继续研究空间,这有利于丰富、深化我们对这部选本的认识。

一代文学的画廊——浅论《六十种曲》

明代,是中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南戏的基础上吸收元杂剧的成果发展起来的传奇,取代了北杂剧的地位。剧本创作盛况空前,“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竞以传奇呜,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明沈廷鸣《度曲须知》);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

毛晋与《六十种曲》

在我国明清时期,有些藏书家、出版家,对我国古代戏曲作品收藏、整理和出版,都有过不同的贡献。正由于他们不断的努力,把我国古代戏曲作品,保存在《元曲选》、《六十种曲》、《盛明杂剧》、《杂剧三编》诸书里,留下了宝贵的戏剧艺术遗产,所以,才使后人还能探索我国戏曲艺术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经验,也丰富了后世戏曲舞台的演出剧目。

从《六十种曲》看戏曲的孝道观念

《六十种曲》作为毛晋收录的一部戏曲总集,收录了当时社会流行的大部分戏曲。其中孝道观念存在于大部分戏曲中,主要包括在忠君与孝亲的矛盾关系中,讲求忠君即是最大的孝亲;奉养父母,关心父母;注重子嗣传承,不可使家族无后以及讲求祭拜之礼等等。在戏曲中,为了大力弘扬孝道观念,往往会塑造一些典型人物,以起到榜样的示范作用。同时讲求善恶皆有报,做到惩恶扬善,达到劝人为善、劝人为孝的目的。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作家们纷纷创作大量带有孝道思想的教化剧。

隐藏在幕后的君主--《六十种曲》君主出场方式研究

君主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往往既神秘又威严,在《六十种曲》中有一半以上的曲目中有和君主相关的情节,但仅有极少数曲目正面刻画君主形象,多数曲目中的君主总是“躲在”幕后,用“黄门传话”或“颁布圣旨”推动曲中剧情的发展,君主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场。这种现象和君王拥有的绝对话语权是分不开的,封建社会戏曲艺人地位低下,法令中又频频规定禁演皇帝,让戏曲中涉及君主的情节只能以另一种形式呈现。

明传奇科举宴游活动探析——以《六十种曲》为例

《六十种曲》包含大量的科举宴游情节,主要可以分为官宴与私宴两类。官宴中又有游街、题名和宴饮等环节。这些宴游活动既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又有剧作家们真实情感的流露。剧作家们通过艺术化的加工与处理,使热闹喧嚣的宴游活动既能调节冷清萧瑟的日常场景,以达到乐景衬哀情的效果,又能发挥戏曲的社会教化作用。这样的设定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反映了当时的科举活动现状。

论毛晋《六十种曲》的“弁语”“题辞”

毛晋《六十种曲》的“弁语”“题辞”,是我们理解、认识和研究毛晋及其《六十种曲》的重要文献资料。年代久远、版本众多,造成弁语、题辞的收录存在诸多的问题,需予以辨析和探讨。“弁语”“题辞”中毛晋提出了“忠孝节义”“情种”“雅正”和“出奇”等观点,并在片言只语中透露出《六十种曲》编选过程中有关“演剧”“善本”和“二三同志”等问题。

石韫玉戏曲评点初探

石韫玉评点过的《六十种曲》残帙,是考察其戏曲思想的最重要文献。其评点能够体现对戏曲本体的要求,尤其体现在对戏曲布局、结构、作品风格等方面的评论上,并就本色、当行等问题作出了独到的阐发。因此,石韫玉的评点可定位为清代中期戏曲评点的范本之一,是古代戏曲评点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