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公正:解读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中国有句成语叫“盖棺论定”，是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到了生命终了才能作出结论。其实，盖棺未必能够论定。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有多少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盖棺”很久以后，人们仍然争论不休，难有什么绝对的“论定”。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试析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双重影响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无产阶级国际性事业的一部分,当然渴望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但完成这项革命事业,首先需要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广大人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不能听任别的国家或某一个国际中心来指挥。然而,中国共产党既然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就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这也就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联共(布)代表的确给予中国共产党许多正确的指导和有益的帮助,如加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形成特殊条件下中苏两党的政治联盟、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正确方针,等等;另一方面,他们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估量判断对我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的指挥失当,给我党带来了重大损失,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勇于自我批评并承认错误一向是我党光明磊落的表现。我们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在大革命时期对我党造成的这种双重影响,旨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确保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正确领导,使之在各方面不断走向成熟与自觉。

学术研究贵在求实和创新——简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是一部以求实、创新为特点的学术著作,它具有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坚持论从史出,不囿陈说,不畏权威,敢于创新;文字优美,语言流畅,逻辑严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等特点,对推进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价值。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大革命从开始酝酿到最终失败,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其一直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从改良时期到自上而下进行土地革命的时期,到最后转变为自下而上进行土地革命。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政策经历了由主张城市武装起义到开始注意农村游击战争、城乡斗争并重实际上支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再到初步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客观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造了条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一套难得的珍贵档案史料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述要

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①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②。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基于1926-1927年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三次解释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建立起与北洋政府对峙的局部政权——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从1926年2月至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七、八次全会先后对中国革命的若干问题做出了三个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了与北洋政府相对抗的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肯定其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府”,具有反帝的革命性,是中国“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共产国际还把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看作引领中国革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过渡形式。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对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判断过于乐观和积极,是一种误判。这种误判的出现与当时国共党内合作的大背景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同时也与苏联的利益诉求、联共(布)党内斗争,以及列宁民族和殖民地学说的某些失误有着一定的关系。

近年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课题研究,近几年在领域的拓展、深度的开掘和方法的创新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推进,但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憾,需进一步努力挖掘和改正。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

共产国际、俄共(联共)(布)中央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无偿、无私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存在和正常工作开展,对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死难烈士家属,对指导、帮助各苏区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自己的军队是高度重视的,他们期望着一支中共自己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的诞生。在如何处理中共直接领导军队和维护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在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问题上,在这支军队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既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又有许多脱离实际,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等同志,在创建红军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述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在建国以来长期探索的基础上,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拓展了许多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理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展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进一步完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的确立

中共成立后,虽表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却未明确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运动过程中,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高举"国民党左派"旗帜。面对大革命运动失败惨痛教训,中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要求打出苏维埃红旗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毅然决定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帜,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打出苏维埃红旗。至此,斯大林终于同意让"中国同志自己去进行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的工作"。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遂蓬勃兴起。至1930年,经过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辛努力,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基本确立和形成。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兼对中国革命“两条道路三种模式”的辨析

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已经六十余载,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城市中心"道路向"农村中心"道路的转变,因而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上基本形成了"两条道路,三种模式"的观点。笔者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条道路,三种模式"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辨析后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确有重视农村发展的指示,但目的仍然是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做准备;两条道路是有根本区别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城市中心"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向"农村中心"道路的转变。

试探九一八事变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高层的高度关注并研究作出对策。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对策有正确的一面,如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其侵略野心,号召各国党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抨击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勾结与矛盾;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但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忽略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要影响。中共临时中央教条主义地接受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能够科学分析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产生的新形势,充分认识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正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普遍要求,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阶级、阶层都有可能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的新情况,在制定政策和策略时虽然也有正确的一面,如在白区领导组织各色公开反帝群众组织和在东北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致使没有抓住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新机遇,给革命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关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责任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不可否认,陈独秀确实犯了右倾错误,向国民党做出一系列妥协。但深入分析,这些错误又是诸多因素造成的,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指挥有关。在所谓"三次大让步"和大革命后期右倾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身影。陈独秀对此曾有过抗争,但皆以失败告终。而从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来看,后者根本无法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或主要推到陈独秀和以其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显然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