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再阐释

1961年,针对当时大量新编历史剧创作,茅盾发表《关于历史和历史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剧创作观。《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概括和总结了历史剧创作的立场和观点,提出选择与甄别史料应尊重基本史实,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本着艺术创作的原则可以适当虚构,历史创作应基于文化自信和时代性、人民性,坚持历史剧的文学语言及守正创新等,对历史剧创作理论建构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及当代价值。

论历史剧

历史剧是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历史剧就是过去时的政治剧,因而具有政治性。历史剧和历史是部分相交的两个集合,两者相互大于对方。历史以史实大于历史剧,历史剧以文学性和生动的细节及内心描写大于历史。历史剧作家是通俗的业余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可以成为完整的历史剧作家。历史剧在创作和接受上都和现实存在联系,其主题的产生和对主题的理解都有赖于现实。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与辨析

自1623年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主编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以来,学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戏剧类型“历史剧”以及当时历史剧的概念曾一度产生争议,说法不一。本文试图从戏剧题材、意图和主题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从题材来源上看,它们主要取材于历史素材,包括编年史、历史故事和神话史;就戏剧意图而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旨在借用历史来隐喻当时的政治,为君王提供政治教诲;就戏剧主题而言,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基本主题。

解构与重塑:探索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的营造方略

现今凡戏曲新编历史剧,无论什么题材,在装扮营造方面均存在旧有程式与现代创新之间的权衡问题。如何守正创新一直是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发展的核心问题。文章尝试以解构与重塑理论来开拓创作的思维空间,以多元视角探索戏曲装扮在当代的营造方略。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营造以解构为理论支撑,以重塑为观念更新,以整合为实施路径。文章在解构理论的支撑下,通过遵、寻、融的营造理念重塑,取、移、借的实施路径整合,探索当下戏曲新编历史剧装扮守正创新的营造方略。

历史剧思维与间离化叙事实践——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观感

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是首部有关废帝刘贺的舞台作品,获得2018至2019年度江西文化艺术基金的资助。从作品的生成时间来看,这部话剧的酝酿谋划与海昏侯考古项目的进展息息相关。如果说海昏侯墓的出土让这位隐于历史尘埃中的传奇皇帝回到现代人的视野之中,那么话剧《福兮祸兮——海昏侯传奇》(下文称《福兮祸兮》)则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刘贺的跌宕人生。

“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传统悲情、英雄悲剧与“戏剧的感动力”——基于郭沫若历史剧《孔雀胆》的考察

郭沫若历史剧悲剧性问题,应置于话剧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中仔细考量。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以“戏剧的感动力”为出发点,提出重视伦理和观众心理诉求的观点,以推动话剧大众化发展。本文通过《孔雀胆》不同版本的比对和史料的梳理,发现剧作呈现出的强烈且持久的悲剧性,郭沫若将戏曲传统中的忠臣蒙冤、为情所困等观众熟悉的元素,灌注进西方英雄悲剧、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中,建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引发的情感共鸣,并不单纯是对战时大众心理需求的契合和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唤醒,更是探索情感对社会心理结构塑造的一种方式。

论阿英历史剧创作的文化图式构造

阿英的历史剧创作,既受到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受他个人的文艺创作思想的影响。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当时的文艺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转变。正是这样的转变,影响了阿英的文艺创作特别是他的历史剧创作,同时也让他的历史剧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也正是这样的转变与特色,让他的历史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出澎湃激荡、群星闪耀的质量历史剧

《质量简史》是我国第一本系统梳理质量理论发展史的中文原创著作。它以制造业发展为背景,阐述现代质量理念的变迁路径,结合大师理论与经典案例,回溯质量管理的历史基因。作者林雪萍曾说:“很多‘卡脖子’问题其实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质量问题。”

新编历史剧中帝王角色的入戏与出戏

戏剧舞台上的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大都具有雄才大略、口衔天宪、说红不绿。在古装传统戏中,帝王一角相对好演,没有太多的思想活动和性格刻画、人性展示,甚至这角色就是一尊高居庙堂之上的木偶。而新编历史剧要求就不一样了,编剧、导演要把帝王作为“人”来写、导,演员要把帝王作为“人”来演。在新编历史淮剧《金杯·白刃》中,我饰演第一主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经历了艰难的入戏与出戏,终于赢得了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认可。我自己也悟出了帝王也是人、也必须是“人”的艺术至理。

剧说史语寄青春 文化育人成合力--以原创历史剧本《赤血祭黑渣》为例

以统编历史教材为蓝本,中学生原创历史剧本为载体,家国情怀为导向,书写历史、用剧励生、以文化人,传承优秀中华传统,让青年学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推动新背景下历史学科发展的有效方略,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和接班人的需要,也是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守正创新——新编大平调历史剧《长河殷雷》的基本遵循

新编大平调历史剧《长河殷雷》由菏泽市牡丹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导创作,讲述了清同治年间丁宝桢任山东巡抚治理黄河过程中与贪官斗智斗勇的故事。该剧以传承发展大平调、以历史题材反腐倡廉为创作契机,集编剧、导演、演员、业内专家及相关部门之力,突破剧本创作的一些窠臼弊端和现实困境,舍弃“古装戏时尚化、现代戏卡通化”的创作模式,守正创新,着力呈现鲜明的人物形象、合理的剧情安排,且注重角色的行当归属,取得了良好的舞台呈现效果。

眼前有景君须道,或分秋色未可知——略论黄维若的历史剧《屈原》

黄维若的新作《屈原》与郭沫若1942年创作的《屈原》同名,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异。这既受制于二人所秉持之历史剧创作理念,也与各自所处之时代息息相关。郭作失事求似,借古讽今,大抵不出古典主义戏剧范畴;黄作则依托史实,反思历史,有更多现代戏剧表现技巧。通过比较两部《屈原》之异同,或可为当下的历史剧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新编历史剧创作的探索与嬗变

新编历史剧积极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以多部有历史感、时代意识、深厚思想和艺术意蕴的优秀之作,引领了整个戏曲艺术的探索与嬗变,使其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编历史剧运用戏曲艺术独特的形式,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展现出对社会、生活、人生的独立思考;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历史的主流与历史的精神,在潮起潮涌的历史风波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揭示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把对历史的现实感觉和审美阐释结合起来,着力于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及人文情怀的叙述,从而进行对历史更加深刻、生动的现实观照,也生动地表现了历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历史的今天的哲学况味。

新时代重大革命题材历史剧的叙事策略与艺术表达——以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为例

近年来,“重大主题创作”成为国产电视剧的热门选题,并诞生了一批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优秀作品。2022年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于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爱奇艺等平台首播,在不同层次的受众中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分析该剧的叙事策略与艺术特征,既可以窥见近年来革命历史剧取得的一些成就,也可以看出同时期革命历史剧所暴露的共性问题。

新编历史剧创作对传统史剧观的突破

传统史剧观遵循“历史真实”和“古为今用”两大原则,在历史剧创作中影响深远。“历史真实”原则束缚了创作主体的发挥,造成创作手法的单一。“古为今用”原则导致历史剧创作的主题内涵比较狭隘,限制历史剧艺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史剧观的“古为今用”原则在表现知识分子复杂内心世界中被成功突围,作家的主体意识在系列新编历史文人史剧中彰显出来,历史剧创作主题向文化、人性、审美多维度展开。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与大量表现复杂人性的历史剧突破了传统史剧观下人物塑造的“二元对立”模式,使人物形象走向复杂人性的刻画与深层心理的挖掘。罗怀臻的新史剧观认为,历史的虚构和假设也可以作为历史剧创作的素材和依托,由此开辟寓言史剧创作的新路径。

知识的魅与惑:重审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历史剧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历史剧讨论是那个时期文艺批评实践最具光彩的一部分。批评家们在讨论中展现了知识的魅力,维护了批评的学理性和良好的风气。讨论中所呈现的关于历史书写的困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的历史观念下得到推崇和强调的底层人民形象缺乏历史材料支撑,对帝王将相的局限性书写破坏了历史语境的整体性因而显得生硬。这种困惑牵涉了社会主义早期文化建构的困境,因而成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这场讨论发生于文艺政策调整时期,既是文艺调整的一个讯号,又显示了其理论探索的可贵性。

新时代历史剧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新时代历史剧创作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对历史场景、社会风情等进行高度还原,运用丰富镜头语言展示古风古韵;从个人、家庭、女性等微观角度展开叙事,将历史人物与家国、朝代变迁相糅合,在塑造立体化人物形象的同时展示时代风云变幻;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价值观,使得新时代历史剧在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上呈现不同以往的新风貌。而新时代历史剧在语言表达、虚构边界以及时代精神挖掘上存在的欠缺,需要创作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文化认同视域下田汉新编历史剧的独特价值论析

田汉创作的新编历史剧《关汉卿》《文成公主》《谢瑶环》等,是其历史题材戏剧的巅峰之作。以往学界习惯从政治与时代视角切入研究,考察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外部关系及其深层互动,实际上无形中遮蔽了作品的内在意蕴与文化价值。从文化认同视角研究田汉新编历史剧,不但可以消除文学史、戏剧史对田汉新编历史剧的偏见,而且也为重新审视戏剧的历史价值与艺术地位开启全新的大门。田汉新编历史剧不但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方面成就卓著,而且因其诗人气质投射进剧作中显得独树一帜,为中国当代剧作家主体意识的构建树立了典范。

文艺工作者阿英的革命历程及历史剧创作

阿英的一生既是革命的一生,又是文艺的一生。他在进步的革命思想浸染下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在上海沦为孤岛的动荡中坚持着英勇的战斗,在从新四军到解放后的多次辗转中完成了信仰的坚守。艰苦的革命斗争没有阻碍阿英的文艺创作,这其中最为人熟知、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历史剧。究其原因,阿英的历史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历史剧更容易被处于当时时代背景下的观众所接受。他的历史剧中所具有的“英雄美人”的艺术特色,同样是其剧作演出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