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

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举证时限上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益。在以公正和效益为司法改革主旋律的今天,建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大限度发挥司法社会效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趋于发展和完善的前提保障,更符合国际民事诉讼立法的潮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虽然设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因最高人民法院仅能对现行法律作操作解释的职能局限和实施的效力问题,特别是有些规定严格来说与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存在冲突,终究不能最终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应尽快制订民事证据法或修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用法律的形式确立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

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今年4月1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共有新规定83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

证明责任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主要问题透视之一

编辑提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今年 ４月 １日起正式实施。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续推出有关学者对该《规定》在实施中有关问题的透视。欢迎广大读者，尤其是审判工作者，就该规定在实施中产生的问题来稿，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明责任规范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

证明责任规范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其准据法的确定,因具体规范的性质不同而根据冲突法规则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保护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易,减少因不同法域的法律不同而给当事人权益造成的不确定性,证明责任规范的准据法适用应与实体法律关系联系起来,结合冲突法规范的其他制度进行综合考量,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

完善证据规则 促进高效公正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解读与适用

证据是整个诉讼活动的核心,也是法院据以裁判的依据。而证据规则则是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对证据材料审查、判断等一整套规范。回顾我国的两部民事诉讼法典,虽均以专章对证据问题作出规定,但内容非常少,这与证据本身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符的,也影响到法院审理案的高效与公正。本文通过对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的解读,阐述了其对于完善我国证据规则制度,促进我国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与思考。

隐性采访应当“与时俱进”——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2年4月1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共有新规定83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它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它同时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论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人的自认——兼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

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的第8条对民事诉讼中自认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但未对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人的自认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本文从自认在民事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出发,分析了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人自认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针对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提出了建议。

从“禁锢”到“松绑”隐性采访的历史跨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解读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共有8 3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作出的一条司法解释.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若干问题刍议——兼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是人民法院处理民事案件的基础。当事人无论是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都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举证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法之权利。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当事人不仅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可以随时提出证据，而且在诉讼终结之后也有权提出新证据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这种随时提出证据的方式有其显而易见的弊端：它使“诉讼突袭”成为可能，并易因此导致诉讼拖延，从而直接背离了诉讼效率原则；

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20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相关案件的证据规则。但有些规定实际操作性较弱,需要深入探讨,并在实践过程中予以完善。对于证明标准的认定,应当将其具体化,合理设定证明标准。对于证据保全问题,需规范其程序、具体执行过程。在证据的保密方面,应当完善制度构建,完善救济措施,保护主体的知识产权秘密。

《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68条之法律疏漏

2002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68条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本文肯定此举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复(1995）2号《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基础上进步的同时，又指出其对非法证据范围界定过宽之疏漏，在保障隐私权与保障发现案件事实的真实之间的界限上没有表明立法态度，不利于司法实践。最后借鉴域外发达国家的证据规则，以求弥补《规定》68条之不足。

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证明标准”的理解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创新地对“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反映出民事诉讼证据立法的进步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若干规定》中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论证，以探讨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路径选择，以探讨其实践层面上的应对性。

关于“新的证据”定位思考——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新的证据作为证据失权规则的例外情形，其范围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等八种情形，其外延不宜再扩展；新的证据有别于补充证据，其性质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补缺，它的提出与被采纳，理应符合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新的证据的存在与适用，符合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理念，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程序的反复和启动，波及了程序的安定性，为此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审判效率化要求与诉讼程序、制度非效率化操作相脱离的二律悖反现象。两害相全取其轻，允许新的证据提出与适用，非民事诉讼之良态、常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于2001年12月6目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炅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并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