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主体地位差异分析——以《儿童权利公约》原则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适用为视角

《儿童权利公约》作为国际人权条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儿童这一独特群体的权利主体地位,我国自加入《公约》之后,将《公约》“国内法化”为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的一系列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然而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体现的儿童主体地位与《公约》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儿童更多地成为被保护的对象,而非权利主体。通过对《公约》原则的适用分析差异存在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改善并缩小和《公约》的差距,保护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难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框架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是国际难民法的基础性文件。从其制定的背景来看,这两个文件是多方妥协的产物,带有冷战时期的一些痕迹。公约中规定的难民定义、难民享有的经济、文化权利,以及难民在边境不被推回的权利等内容保障了难民基本的人权与基本自由,构成了国际难民制度的基石。联合国难民署履行为难民提供国际保护并监督公约执行的职能。中国作为缔约国始终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履行国际人道主义责任。难民危机的解决不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更要各国秉持和平、发展与人权的理念,从根源上避免难民的产生。

论难民不推回原则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

难民不推回原则是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保护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基本权利。不推回原则只禁止国家将难民推回到迫害者手中,并未创设肯定性的庇护难民义务。1951年《难民公约》第33条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缔约国基于自身安全利益排除难民不推回原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难民保护和国家安全两方面利益。在难民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滥用安全例外条款,使之成为逃避不推回义务的工具。这反映了西方国际法话语下主权与人权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困境。国际社会应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统一基于主权和人权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目标,以法益衡量方法解释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使其适用符合合法性、非歧视性、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国家利用公平及有效的难民身份甄别程序能更好地平衡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关系。对此,中国应建立独立的难民甄别程序,完善难民保护立法,以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治理能力。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6款第1项适用于恐怖主义行为的研究

伴随着恐怖分子伪装为难民在接收国发动恐怖袭击的数量增多,国际社会出现了基于《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1条第6款第1项拒绝给予参与恐怖活动人员难民地位的实践.但是,由于恐怖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严重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宜将所有恐怖主义行为一并视为构成该条款下的严重犯罪,而应对每起涉及恐怖主义的难民申请进行个案分析.在解释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破坏和平罪时,国家应根据国际法的动态发展,以有关国际条约和司法实践为依据进行严格解释,进而判断所涉恐怖主义行为是否构成这些罪行.

略论中国境内印支难民的法律地位

二战后国际难民法有了新的发展,难民的定义、内涵以及难民保护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接收并成功安置了大量的印支难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的难民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目前在中国境内的数量众多的印支难民法律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合理地构建中国的难民法律制度,不但是遵守国际难民公约的义务,也是保护中国境内难民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

国际法视野下环境难民法律地位及其保护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及环境的不断恶化,因环境因素引起的"环境难民"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也危及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由于被排斥在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所确立的难民定义范围之外,"环境难民"在国际法上的地位非常模糊,至今仍得不到国际法的明确认可和保护。因此,如何从国际法上确立"环境难民"的法律地位不仅涉及人权保护问题,更是关系到国际法的完善与发展,以更有效地保护"环境难民"等类似的国际社会弱势群体。

《联合国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地位与前景研究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是联合国逐渐发展与编纂相关国际法的成果,是规制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的唯一一部国际框架公约,对后续国际立法、司法裁判与国家实践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公约未能妥善平衡上下游国家之间、先后开发水道国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水道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与综合管理上的利益、需求和关注点,公约虽以多数票获得通过,至今仍因其缔约方未达到法定数目而尚未生效。近年来,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公约缔约方数量增长迅速,公约仍有生效之可能。

难民公约中的排除条款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第一条在规定难民定义的同时,也规定了公约所不适用的对象。公约第一条第六款将三种特定的人群排除在自己的保护范围之外,但在实践中,公约的这些规定非常容易引起争议,这就需要我们对公约排除条款中提到的三种特定的人群进行谨慎的分析。公约第一条第六款和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兼容的。避难寻求者大规模涌入东道国的时候,东道国有权首先消除威胁再进行难民身份的甄别。公约第一条第六款的证明标准表明,"有重大理由认为"申请者已实施一个罪行或因为第一条第六款中的一个行为有罪,必须至少是达到具有对其进行刑事审判所必需的证据这个层次。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有必要加强对难民公约中排除条款的研究。

论恐怖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

对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应当尽可能地平衡兼顾国际反恐和对难民的国际保护。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要求不得将难民地位给予恐怖分子的反恐决议,应当被视为对《难民公约》中有关不符合难民定义的规定的扩大解释,构成了否定恐怖分子取得难民地位的国际法依据。对于提出难民申请的个人实施的具有恐怖性质的行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就其是否构成将导致难民地位丧失的恐怖主义行为进行认定。而为了防范和应对恐怖分子或者真正的难民在取得难民地位后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同样应当基于不同的对象和实际情况,分别采取进行追诉并予以刑事处罚,予以驱逐出境的行政处罚,或者在从事特殊活动方面予以必要的限制,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教育、宣传等具体措施。

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是2001年的《移民与难民保护法》。与其他国家相比,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因其甄别机关的高度独立性而广受赞誉。实践中,处理难民地位申请的效率低下以及缺少对难民保护庭决定进行审查的上诉程序成为困扰加拿大难民地位甄别实践的难题。研究加拿大的难民地位甄别制度可为我国难民立法提供借鉴。

论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外国人在华就业问题

《出境入境管理法》虽然使外国人在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可获得合法身份,但无法保障其在此期间的就业。允许外国人在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就业不仅不会影响我国的整体就业形势,而且有利于减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在当地培养包容和共生的文化,从而为我国难民法制建设的推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安全与人权:价值困境下的儿童兵难民地位

作为未成年人,儿童兵受到特别保护,但其难民地位仍然可因犯有严重的罪行而被认定为不适格。《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及其相关议定书基本建立了可适用于界定儿童兵难民地位的国际法框架。联合国难民署在这一基础上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实践模板,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人权保护和安全利益两方面的需求,但这种妥协有其局限性。中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本国需要制定具体的儿童兵难民政策,建构中国话语。

南非难民保护制度研究--对难民地位、权利和义务的分析

南非难民保护制度建立在南非《宪法》的基本价值基础之上,国家现行难民立法的概念明显向移民法转移。《难民法案》重构先前压制性的难民制度,代之以人权文化为基础的难民法,其颁布标志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有意识的融合,是与其宪政体制相符的。本文着眼于当前各种难民法规关于难民权利和自由的细节规定,如《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和非洲统一组织的难民定义,重点讨论难民地位的定性、难民地位的确定和难民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并强调对难民法或者权利的任何解释都必须推进开放和民主社会下有关人格尊严、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观。

《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的签署及其影响

苏联解体后里海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迁,以法律地位和权益分配为争议焦点的里海问题急剧凸显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里海法律地位之争只是表象,利益之争方为实质。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及其对伊制裁、俄美关系持续恶化及两国在中东地缘政治角逐与博弈、里海沿岸各国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等因素推动下,里海沿岸5国于2018年8月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该公约为调解地区事务奠定了法律基础,对于确保里海安全稳定、促进地区能源格局转变、构筑地区新型合作关系将产生积极影响。与此同时,该公约仍是在特殊国际背景下签署的框架性法律文件,其未来落实情况及对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南市难民区:写入《日内瓦公约》的一页

在记忆和现实交织流淌的晨光暮色中，有多少往事隐没于历史大潮中，隐没于不断变幻的城市肖像里。

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难民问题

在巴以最终地位的谈判中,难民问题很可能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巴方原先一直坚持要求落实1948年11月11日联合国的194号决议与1974年11月20日通过的《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但随着和平进程和巴以局势的发展,阿拉法特在巴难民问题上显示了一定的灵活性,准备在1948年的难民问题上作些退让,以换得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让步,因而受到阿拉伯有关方面及新闻媒体的批评。巴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值得关注。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国有企业投资者地位认定:构造、趋势与因应

国有企业对全球经济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国家对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具有软法性质的国际组织多边举措无法避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出现。虽然ICSID仲裁庭就国有企业投资者地位问题对Broches标准采取宽松立场的做法,给予了中国国有企业提起诉求的机会,但考虑到传统IITs对"投资者"的不同定义,国际投资仲裁的非约束性,以及新兴IITs"竞争中立"条款的纳入等现实因素,我们除了依赖于现有的条约解释外,还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认真对待和合理回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关切。从长远来看,应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通过充分向他国表达中国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性质,以及完善或构建明确、合理的国有企业投资保护条款,保证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真正落地。

西方国家环境难民的争议与弥合路径解读

在环境变化与人口迁移的研究中,环境难民这一概念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迁移动因的识别、是否存在环境难民、环境难民能否纳入难民的范畴三个方面。导致环境难民概念分歧的原因在于移民跨学科研究进展缓慢和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从自身的角度对环境难民进行建构。为了弥合环境难民存在的争议,学者采取了将环境变化引起的跨国被迫迁移人口视为环境难民;根据移民动机和救援紧迫性识别环境难民;采取"自愿—强制"二分法将环境难民纳入非自愿移民的范畴;维持现状与加强合作等四条路径。本文结合我国环境相关移民实践认为:扩大环境难民的范畴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环境难民不能囊括那些既定类型和约定俗成的移民类型;不能将非自愿移民等同于难民;概念界定本身无法解决身份识别。在实践中,需要从环境变化的影响识别需要救援的迁移人口;以集体身份划定环境难民范畴;履行政府的职责,最大程度上较少跨国环境难民;对不同环境变化影响的人口采取不同的迁移手段;整合资源进行合作以更好地安置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