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考辩——兼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撰述和注释的补正

鲁迅受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很大，学界大多从思想上讨论这一问题，但对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的史实不太关注。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96年译完初稿到1898年慎始基斋本发行，先后修改过三次，此后所出的版本还有变化。鲁迅南京求学时，《天演论》出了几个有影响的版本，轰动了知识界。鲁迅具体在什么时间购读了什么版本的《天演论》？

鲁迅“反对”文物南迁考辨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进攻热河，平津危急。为了不使珍贵文物沦人敌寇之手，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先后分批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历史语言研究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所存文物迁往上海、南京等安全地带。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在当时的北平引起很大风波。全面抗战之后，这批文物辗转于西南后方，得以在战火烽烟中完整保存。历史证明，古物南迁的决策是对的。否则，圆明园遭英法联军劫掠的悲剧可能会再度重演，后果不堪设想。

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辨

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的钩沉和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细排密查般的梳理。但是,由于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资料不甚丰富,这给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造成了困难,本文运用比较全面的史料,着重考辨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先后在东京西片町住过的一所住宅,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性,最后从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关联。这也许能为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国文化渊源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20世纪末“鲁迅论争”之考辨

回到历史现场,重现论辨各方争论的焦点,考察论争的起因及发展动向,辨析论争者的意图、学理依据及思维的逻辑性。揭示出"尖刻"、"片面"下的"坦诚"和"深刻",透析兴师问罪者的话语霸气和隐含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彰显冷静、客观、条分缕析的学理探究和扪心自问的鲁迅式"自剖"精神。

《我的第一个师父》的疏证考辨与文体归属——兼谈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鲁迅临终前念旧名文的疏证与考辨,发现这一文本的15个注释中的8个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错误的注释;而且要使这一文本的注释显得完善,尚需增加9个新的注释。"05年版"的注释虽然比起"81年版"来,因时代原因出现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总的来看差别不大。因此,尽管《鲁迅全集》比现代中国任何其他作家全集的注释都要详尽,然而问题仍然很多,本文的疏证与考辨就是为将来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更加完善而做的前期工作。最后我们从这一文本的文体着眼,认为对鲁迅作品进行重新分类很有必要。

考辨与还原——评《鲁迅生平与文稿考证》

在中国学术史上，乾嘉学派是颇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学术流派。乾嘉学派是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成熟于清乾隆、嘉庆时期，故有是称。该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注重证据罗列而较少理论发挥，因而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虽然，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学派早已结束，但是这一学派所凝聚的可贵的治学精神却延绵不断。《鲁迅生平与文稿考证》就是学习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研究鲁迅的一部新作。

鲁迅的杂文概念考辨

由于鲁迅对杂文的绝对影响力，当下的杂文研究总免不了要运用鲁迅的杂文思想资源，然而实际上却多有误用，原因是鲁迅的杂文概念与我们今天的杂文概念常有出入，而且往往多变。当下论者不加区分地直接引用鲁迅的观点，常常无意中误解了鲁迅的原意，也给杂文研究带来理论上的混乱。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子目考索——鲁迅佚文钩沉

作者对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所载书目的广告提要进行了考辨,认为是鲁迅佚文。文中指出,这些广告,初见于《彷徨》初版本和《十二个》初版本的版权页后。该两书所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的引言部分,已辑入旧版及新版的《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卷中,而其后的子目部分的十六则书目与提要,则一直散失在外。本文先引原文,而后逐一考索,有述有评,简洁精湛。因考索目繁,原文较长,故分两期载完。

与鲁迅有关的两则考辨

一、关于柔石同乡的辨正 鲁迅先生曾在纪念左联五烈士的著名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迎忆柔石烈士时写道：“他（指柔石）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这里鲁迅所说的同乡指准呢？

鲁迅“古调独弹”匾真伪小考

1924年暑期,鲁迅先生等10几位学者应西北大学邀请来陕讲学,其间适逢西安易俗社成立12周年,先生在该社看戏5场,“对其办社宗旨、训练方法、管理制度、舞台演出,颇为赞赏,除向该社捐赠部分讲学金外,还亲题“古调独弹”匾额以志庆贺。此事易俗社至今引为殊荣。但是目前所见该匾有两个文本,一个做为插页收在单演义《鲁迅在西安》中,一个欲为印证,见于《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等书;前者隶书,单氏注明复制,看不出究为何人所写,后者行书。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关联文献考辨——从2005年版《鲁迅全集》三则注释说开去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晚年鲁迅论述陀思妥夫斯基文学创作的重要文献。该文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他先以日文写就、再译为中文后收入文集,并刊(转)载于《青年界》《海燕》等杂志的。在这一文本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出现了鲁迅的日记与书信、编辑按语、他人译文等多篇关联文献。本文以考察2005年版《鲁迅全集》(下同)中关于该文的三则注释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些周边文本的考辨,力图展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下文简称《陀》)在日文、中文"跨语际旅行"中文献、史实的丰富性,透视晚年鲁迅心态及其与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左联")、左翼文学运动的复杂联系。

新版《鲁迅全集》注释拾补——沈振黄卒年考辨

三十年代著名漫画家沈振黄,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究竟牺牲于何年,《鲁迅全集》两处注释,说法不一。第十二卷注文作卒于一九四三年,第十五卷注文作卒于一九四四年。究竟那一种说法对呢?当以一九四四年为对。此事我曾面询过沈振黄的连襟孙源同志,承孙源同志陈述沈振黄牺牲经过:沈振黄临牺牲前在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任职,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时,奉命负责疏散撤退工作。是年冬他在担任柳黔公路检查工作时,他帮助一批又一批柳桂文化人撤往后方,自己直到日寇迫近时才搭最后一辆汽车撤离。车上挤得无插足之地。

鲁迅与郑振铎的一桩“恩怨”考辨

1935年9月《译文》杂志的停刊,是鲁迅与郑振铎之间“恩怨”产生的主因。在鲁迅看来,郑振铎的“背后活动”导致了“《译文》停刊”事的发生。事后的鲁迅之所以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写作的论战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及自作小说《出关》中屡次表达对郑氏的不信任乃至恶感,多半可追究于对这桩恩怨的难以忘怀。本文以茅盾、黄源等与《译文》相关人物的回忆录为主材料,辅以当事人鲁迅的书信、文章等材料,梳理澄清这桩恩怨发生的始末,试图还原并重建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

对《与鲁迅有关的两则考辨》一文的补正

编辑同志： 拙作《与鲁迅有关的两则考辨》一文，复查有关资料，发现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特作如下补正：

鲁迅评《三国演义》探考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不容否定的。在“四大奇书”之中,《三国演义》总的成就虽然远不及《红楼梦》,但它仍不失为我国古典长篇历史小说的杰出代表。这部小说不仅集中了古代“讲史”小说的优长,而且把虚(虚构)实(历史)相兼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黄源有关文学史及鲁迅研究之文献新探

基于详实的史料文献考辨,整理了黄源抗战前后书写文学纪实作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书立作,以及难忘师友的文学回忆录等文献材料。从其文学创作序曲发表《活在青年心里》,到从事新四军文艺创作,再到新发现的“鲁迅精神永存”亲笔书法题词,以及其为战友撰文、为师友撰序及回忆录,呈现了他融入在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体现了他的新文化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学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