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

本文关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背景,着重介绍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涉及的水域、管理的鱼种和公约成员国概况,阐述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涉及对我国远洋渔业生产的影响,对我国在南大洋作业水域渔船的法规性限制,对我国在南大洋区域与相关各国渔业合作的推动。文章对我国南大洋的渔业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分析与建议,即:开展南大洋水域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评估,积极参与南大洋水域的渔业管理事务,加强对南大洋作业渔船的监控和管理,促进国际渔业信息交流。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国务院决定加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同时声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书由外交部部长签署，具体手续由外交部办理。

第25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会议召开

第25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会议10月23日-11月3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公约成员国和组织、6个观察员国和10余个国际组织与会。我国于今午10月19日批准该公约，本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以缔约国的身份与会，代表团成员来自外交部、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反南大洋IUU捕捞活动策略分析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自成立后通过与南极条约体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建立起一套反对IUU捕捞的体系,其中最有效的是"捕获文件计划"(CDS),但仍无法杜绝非缔约国的IUU渔业。目前,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国正在探讨实施"紧急状态措施"强力应对IUU捕捞。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的海洋保护区为例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建立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已被多个全球性及区域性法律制度所接受。但这些制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统一整体，因此不清楚由部分国家建立的这类保护区是否对第三方具备约束力。南极周边海域属于公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这片海域建立了2个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海洋保护区。鉴于委员会订立的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这2个保护区的参与国广泛，本文将选取这2个保护区为研究案例，探讨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从条约法的角度看，依据《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妙》”）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具有参与或遵守委员会安排的义务。这一规定表明委员会建立的保护区可以间接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国，而且该协定也仅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下述2个问题，一是委员会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鱼类种群协定》调整范围外的其他鱼类种群？二是该等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属于该协定缔约方的第三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习惯国际法入手，特别是考察与委员会保护区相关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因素，分析这些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构成了可以约束第三方的习惯法。

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

自2007年10月2日起，中国成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该委员会是《南极条约》框架下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唯一多边机构。南极海域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渔业资源包括蕴藏量丰富的磷虾以及市场价值较高的南极犬牙鱼、南极冰鱼等。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于1980年5月20日签署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公约于1982年4月7日生效，现有34个缔约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研究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讨论的焦点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已经在全球90%的海域完成符合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海洋区域的描述工作,沿海国和国际组织也纷纷投入到符合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海洋区域的描述进程中。符合具有重要生态或生物学意义海洋区域是海洋保护区选化,特别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保护区选划的备选方案。我国在此领域应深度参与,加强相关政策研究,以创造于我国拓展战略空间有利的国际海洋新秩序。

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现实成因、法律困境与解决路径

目前涉及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的国际法规制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相关国际法律文件缺乏统一性与联系性、养护主体多元且分别独立运作、各种养护对象相互割裂三个方面。相关国际法规制碎片化的现实成因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问题的复杂性和交叉性、《海洋法公约》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现有机制间的合作与协调效果不佳。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导致了框架性公约的适用范围争议、部分规则与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存在较大主观性,不利于海洋环境整体目标的实现和争端解决,还会影响BBNJ国际造法新进程。为了应对国际法规制的碎片化困境,应建立有效的国际法律协调机制,促进国际合作,明确《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适用范围,并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完善ABNJ生物多样性养护机制。

陕西大鲵资源养护与产业发展

大鲵俗称娃娃鱼，是我国特有的有尾两栖动物，1988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07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J）第14届缔约国大会被列为I类濒危物种。为保护大鲵资源，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大鲵驯养繁殖试验，九十年代后，随着水生野生动物特许利用政策的明确，大鲵驯养繁殖工作由以政府投入、科研单位承担逐步转变为以民间投入为主的多种形式。

适应新的海洋制度 促进渔业健康发展——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30周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开始签署并于1994年生效,目前有缔约国162个。我国于1996年批准了《公约》,《公约》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海洋渔业秩序和资源分配格局,对世界和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和渔业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9月6日,在外交部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30周年纪念会上,农业部渔业局副局长崔利锋就《公约》实施后我国构建与周边有关国家新型渔业关系、建立并实施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制度、促进远洋渔业发展和规范管理、开展多边双边渔业交流合作以及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等内容做了专题报告。

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思考:以协商会议和养护会议为例

自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以来,中国正式参与南极国际治理已有36年的历史。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是当前南极治理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亦是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主要平台。回溯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在经历学习规则、利用规则之后,正尝试创制南极治理新规则。当前,中国面临负面言论与制度性话语权较弱等挑战。我国应综合采用各种方式,尽力减弱负面言论的影响,扭转不利态势;关注中小议题,培养相关的外交人才和专家,广泛参与到各类会间联络组,逐渐获得制度性话语权。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09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但2012年以来,罗斯海海洋保护区提案以及东南极海洋保护区代表体系提案却一直没有进展,其中涉及了南极条约体系解读与海洋保护区定义等法律争论、保护区建设与地缘政治控制以及排斥其他国家渔业活动等政治争论。研究表明,虽然委员会有权建立海洋保护区,以实现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但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且这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都与提案国的南极领土主权以及渔业活动相关联,无法排除其他国家的政治关切;提案每年变化,也体现了政治妥协。因此,为真正实现按公约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应切实解决相关的法律与政治关切,提高程序的透明度,扩大参与度,并认真实施对已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的研究与监测。

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评析--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属性之争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焦点议题之一,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其先行者。2018年11月20日,欧盟法院就南极海洋保护区案作出判决,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非渔业政策范畴。欧盟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南极条约体系规则制度及其嗣后实践。它狭义地解释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概念,错误解读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其养护措施的目的和性质,混淆了《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职责差异。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海洋保护区应属于渔业政策范畴。混淆海洋保护区的属性,可能导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从资源养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从而排除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对南极条约体系和全球海洋治理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法律问题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应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还应该满足相应的条件。最近的几个提案由于相关国家的反对至今没有获得通过。UNCLOS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CCAMLR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应满足捕捞种群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有最佳科学证据证明、考虑国家的"合理利用"以及制订完善的执行措施等条件。我国应在积极参与完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同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及阻碍因素评析

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健康海洋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国际社会近年来致力于将南极海洋保护区议题完全纳入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内。然而,南极保护区的推行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关国际法依据的适用冲突、指定区域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参与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关切乃至存疑的政治动机等阻碍因素,注定了这是一个长期、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

南极磷虾渔业反馈式管理探析

随着近几年南极磷虾渔业的快速发展,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正在抓紧建立反馈式管理(FBM)机制,以预防和控制磷虾渔业对南大洋局部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介绍了CCAMLR南极磷虾渔业反馈式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梳理了反馈式管理工作开展的具体进程;侧重阐述了近期反馈式管理的两类模式策略,分析了反馈式管理关注的科学问题和基础理论、方法;提出我国渔业相关机构应积极储备科学数据和理论,参与反馈式管理建设,以适应未来南极磷虾渔业新的管理模式,促进我国南极磷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南极磷虾渔业管理形势分析

明晰不断调整的南极磷虾渔业管理制度,掌握渔业开发的游戏规则对于推动南极磷虾产业化开发具有重要意义。CEMP点建设的加强、更加严格的鲜重报告要求、科学观察员的系统配备、密切关注捕捞活动对其他生物的深远影响将成为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的关注趋势。我国今后应该认真遵守具体制度,结合中国的远洋渔业规划认真思考,加强南极海洋科学调查,重视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等软科学方面的研究,提出相关科学数据,以便为中国南极磷虾资源开发的进一步发展做基础。

南极磷虾渔业科学观察覆盖率管理策略和中国履约

回顾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管理体系中科学观察覆盖的主要要素,以及在过去的6年中中国南极磷虾渔业执行科学观察计划的主要成果,旨在帮助中国磷虾渔船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相关的政策、规定。国际科学观察制度是CCAMLR管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监管组成部分。它是由观察员指派、职责和方法标准、执行效果评估等组成的相对独立管理机制。科学观察员覆盖率是其实施策略的核心评价指标,它在渔船、网次以及具体观察任务3个层次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定。南极磷虾渔业必须接受CCAMLR严格监管并实施科学观察。2009—2015年6个渔季,中国渔船在贯穿所有渔业活动中,按照CCAMLR要求执行最大可能全面、系统的观察覆盖。已有的23船次中,19船次执行科学观察,聘用科学观察员近30人。各渔季的观察天数覆盖率介于81%—100%(平均覆盖率为94%);渔船覆盖率介于66%—100%,6个渔季平均覆盖率为82%,超过CCAMLR的50%的要求。为应对南极磷虾渔业科学观察管理可能的调整,建议我国建立开放的科学观察培训机制,积极储备极地渔业国家科学观察员人力资源,开拓灵活简便的多重委派途径。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最新发展与思考

历经5年谈判的罗斯海保护区提案终于在2016年10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35届年会上获得通过。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罗斯海保护区的建成是继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建成后,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又一里程碑。从罗斯海保护区的实践出发,梳理总结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主要法律争议,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管理海洋保护区的主体资格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中"养护"和"利用"两大目标的平衡进行了深入分析。展望今后在该海域设立其他海洋保护区的前景,并为中国的应对提出建议。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是南极国际治理中的最新议题。2009年英国提议的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获准设立。近年来,围绕美国与新西兰提议的罗斯海保护区以及法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提议的东南极保护区建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成员方就新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与管理展开了新一轮的利益角逐与政治博弈。争议焦点集中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合理利用、人类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合法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取舍。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以及南极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应当充分利用CCAMLR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积极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这一新的南极治理规则的制定,努力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以及我国南极重大利益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应将谈判重心从南极MPA设立的合法性转向其设立与管理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以C C AM LR确立的"生态系统方法"、"风险预防方法"以及"最佳科学依据"为依托,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完善现有提案;同时,在加大南大洋科考力度的前提下,适时选取具备保护价值的海域,提出我国的南极M PA提案,从而维护我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