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认罪认罚展开中的程序从宽——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为主的分析

我国改革试点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吸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土基因中缺乏程序公正,此次修法并未推进程序公正,实践中还会放大程序公正在立法上的不足。程序公正的司法缺位会导致认罪认罚的供述自愿性无法保障、强迫认罪、自愿认罪后实体从宽的落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唯一机理在于其自身在展开中的程序从宽,关键在于审查批准逮捕中的不予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将认罪认罚作为考虑犯罪嫌疑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因素,规定过于原则,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将自愿认罪认罚作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一种法定理由,同时,因认罪认罚而在审查批准逮捕中要贯彻"不捕"原则。

刑事诉讼法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审视

刑事诉讼法教学发展至今,已由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法走向了法条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线上教学法、模拟教学法等,逐渐形成了多元繁荣、相竞共生的景象。这给刑事诉讼法学科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从历史论的角度来看,教学方法的优化绝不是“存在即合理”公式的简单套用,应当在遵循学科规律的基础之上,构建有效的教学检验及评价机制,推动刑事诉讼法教学育人协同化发展,更进一步优化线上教学模式,探索更为广阔的法学实践“田野”。

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弱化的趋向与校正——兼论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修改的解释

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立法目的旨在破解证人出庭难。由于条文表述变"或者"为"且",使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成为证人出庭的决定因素。然而实证分析显示,如此更改既不宜操作,也难以克服法官消极态度与制度障碍的负面影响。为实现修法预期目的,应该对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适用坚持客观解释立场,明确界定需要出庭的关键证人内涵标准和建立程序运行特别是权利救济规则。

论强制辩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适用——以《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为中心

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进一步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律师辩护权,然而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获得律师帮助或者有效辩护。有鉴于此,反思《刑事诉讼法》第267条之性质,缺少程序性制裁要件是强制性指定辩护与强制辩护的关键区别。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强制辩护会损及未成年人的自主权与选择权,但强制辩护在保障未成年人利益及维护司法正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度和专职律师制度,实现强制辩护的制度功能,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之改革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得失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事前程序监督不到位、事中实际操作不规范和事后证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应当完善制度自身的程序设计,加强侦查权力的有效控制,确保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

论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的问题及完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谈起

刑事拘留作为刑事诉讼五种强制措施之一,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上有着独特功能和重要价值。通知家属作为刑事拘留的一项程序性权利,是被拘留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情况下的重要权利救济保障措施。若通知家属程序在现实中被滥用或适用失范,将影响刑事拘留的良好实施,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就现有立法规定和执法实践来看,刑事拘留通知家属程序有关规定存在着“无法通知”范围过于宽泛、“有碍侦查”界限过于模糊、“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无实质性标准带来的潜在风险。对此,建议从对“无法通知”规定表述作出修改补充、对“有碍侦查”的界限进一步明确、明确“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的标准三个方面进行完善,推动通知家属程序的规范适用实施,促进刑事拘留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意见

刑诉法第2条将“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作为该法的一项任务欠妥,人民在法律活动中是主人而非被教育者。同时,将该条“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改为”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以保证把惩罚犯罪分子的任务与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任务放在同等地位。

刑事诉讼法任务诌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所规定的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存在着方向的偏差和内容的缺陷,人权保障理念不足,人权保障对象狭隘,忽视诉讼权利,没有体现出刑事诉讼程序法的特点。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必须以人权保障为重点,反思该条立法,重新定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刑事诉讼法学”课堂的法条教学

作为程序法,法律条文在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刑事诉讼法条是刑事诉讼基础理论讨论的物质载体与依据,刑事诉讼基础理论讨论又不局限于法条的内容。刑事诉讼法条是分析刑事案例的依据,案例是法条学习的主要途径与手段。

诉讼层面的责任缺失与困惑——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的法理解析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虽然为犯罪嫌疑人设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却并没有为该项义务的落实规定责任,从而导致侦查人员落实该项义务的随意性,造成骗供、诱供、逼供等现象的发生。然而,如果废除该项义务,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又会导致出现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及付出的代价太大等问题,从而使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会陷入困惑之中。

制度与实践: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为中心展开

未成年证人作为弱势证人的一种,较成年人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还不成熟,极容易受到伤害。现实中未成年人作证的现象又常常出现,于是未成年证人证言的审查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由于我国证据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于司法实践,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对未成年人作证制度进行系统的规定,仅在《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中用八项条款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加以规定。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证据审查的法学理论所在。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74条背后隐含的法学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选取未成年证人这一特殊的弱势证人为对象,研究未成年证人证言审查的相关问题。

立法的缺陷与解释的尴尬——对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的剖析

本文认为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 3条第 1款在立法上存在将诉讼职能与各部门职权混为一谈 ,种属概念并列 ,逻辑混乱 ,条款中罗列职权的排序未能反映出各项权力间的主次轻重 ,以及随着侦审制度的改革 ,使预审处于难堪之地等问题 。

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200条中规定死刑复核期限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判处死刑的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对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研究

从多年来逮捕工作的司法实践来看,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工作还存在着羁押数量大、羁押变更强制措施难的现象。新刑事诉讼法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的规定,体现了加强人权保护和法治的进步、人民群众的呼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解释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含义及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能否依照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解释如下: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解释

(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二款的含义及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由哪个机关负责组织病情诊断、妊娠检查和生活不能自理的鉴别和由哪个机关对予以收监执行的罪犯送交执行刑罚的问题,解释如下: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前,因有严重疾病、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如下修改: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